60多年前，中国人民以无比的英勇气概，通过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称霸野心，夺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卓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党和全国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战，以正确的谋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成功地驾驭了当时特殊的形势，展现出过人的远见、胆略和才能。

　　毛泽东说过：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实话。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但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

　　抗战制胜法宝——毛泽东《论持久战》问世记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抗日战争打了4个月后，11月，太原失守。这一重要事件，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此后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实践，使毛泽东初步摸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也证明了持久抗战的可行性。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原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深入到敌后去牵制他们，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也对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国民党军的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成了长期的持久战。但是，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采取硬打硬拼的单纯防御战来对付日军，结果作战十分不利，一败再败，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

　　此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全国，开始注意正面战场的局势，开始考虑全国的抗战全局问题。他通过对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也进一步发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领导了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同情抗日的外国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1946年，续范亭赋诗《赠周副主席》一首：“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重重。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

　　周恩来涉险密会张学良共商“逼蒋抗日”

　　4月7日清晨，天下着大雪，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莫，约有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带20多个骑兵警卫，这一带蒋介石的暗探密布，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周恩来一行晓行夜宿，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里。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和卫队长孙铭九等人飞往肤施。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周恩来刚走到天主教堂门口，张学良就迎上来，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激动地说：“周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就认识你了！”周恩来一手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我也算早就认识你了！我早年曾是在东北度过，跟少帅也算是半个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两人一见如故，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5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1935年12月后，刘少奇前往天津，以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地方局工作。他积极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大力纠正长期以来华北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倾向，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将公开斗争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广泛支持和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取得了显着成绩，为沦陷区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1937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为抗战时期党在沦陷区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刘少奇对抗战时期党的沦陷区工作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在太原组建新的北方局并担任书记，主持和领导华北沦陷区的各项工作。9月中旬，他和彭真等人主持召开了有山西、绥远、河北、山东等省委代表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配合八路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等问题。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党在华北沦陷区工作的开展。之后，刘少奇起草文电，发表文章，直接指导华北沦陷区工作的开展。

　　刘少奇1938年3月回到延安，毛泽东建议他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中央也要求华北各地所有党与群众工作及地方武装情形直接向他报告。此后，刘少奇对平津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城市工作、成立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等给予指导，提出了明确的工作任务和方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总结了华北工作包括沦陷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贯彻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中工作，并兼中原局书记。他工作的范围包括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等地，这些地区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基本上沦为敌占区。

　　刘少奇肩负重托，于1939年1月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他领导中原局确定了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他系统地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在给华中出席七大的代表作报告中，提出要“在敌伪区内组织党的秘密工作”;要开展敌伪军工作，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开办特别训练班等。他还亲自指派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人员到上海侦察敌情。他指导山东沦陷区工作，要求以非法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既要立场坚定不移，又要策略灵活多样，各种斗争形式都要采取，只要它有利于抗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