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午后，重庆汪山，还在上小学的康国雄照例在自家花园里等着将要到访的军官。

　　此时的中国，抗战烽火正烈。拱卫陪都的巴蜀之地，因中央政府迁播至渝而频遭日军轰炸，来自东、南省份的各路人物，也仅能在川内享得“未沦陷”的安宁。

　　散步的路上，军官在离康国雄几步之遥的前方不紧不慢地走着，遇行人多处，军官会说“请让一让，让委员长过去。”有人闪到路旁后就势喊一句“委员长万岁”,领着康国雄的蒋介石便向路人挥挥帽子并还以微笑。康国雄记得，第一次陪蒋介石散步后，刚刚和宋美龄拉过手的妹妹告诉他，“夫人的手好香啊！”

　　1966年8月，当康国雄被押上单位的批斗台时，童年这段经历已变成一项卓荦不群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无法理解如此头衔的来历，但他明白，康家和好多事一样衰落了，在这个世事难料的年代。

　　那天，台下一位同事带头喊出了“打倒康国雄”,不过此人立即被揭发曾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任职。“他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领喊口号的人也被押到台上，陪康国雄坐起了“喷气式”.

　　“他们让我承认，”康国雄用回忆解释，“我说‘我不是！’”

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初遇蒋介石的1941年，康国雄12岁。一天，蒋介石、宋美龄在汪山康家别墅后的山坡上野餐。康国雄听仆人说委员长来了，就拉着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阵狂吠。蒋介石见状忙让侍卫把狼狗牵走，并叫兄妹俩过去聊天，还给了每人一块点心。临别时，蒋介石说下次来汪山再找他们玩。

　　从此，蒋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经过康宅，行至门前，或者派侍卫官进去请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唤“国雄！国雄！”一来二去，康国雄也摸清了蒋介石的规律--周六从重庆市里回黄山官邸“云岫楼”,周日下午从黄山来汪山散步。蒋介石到达之前，山路两旁会出现几个站岗的宪兵，看见宪兵，康国雄通常主动到前院花园等候。

　　待熟络了，蒋介石也曾邀康国雄去云岫楼玩，只是在少年康国雄看来，委员长的官邸实属“简陋”.蒋介石在黄山的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层的客厅里放着几只普通的沙发和木椅，墙上挂了一些照片，没有名人字画，晚餐四菜一汤，除一盘炖得极烂的蚕豆外，再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总之，在见识了云岫楼后，康国雄觉得“委员长官邸比我家差远了”.

　　康国雄说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园别墅，还有重庆市区仅房屋面积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馆。在这座胜过“委员长官邸”的豪宅里，“不少东西都是进口的”,啤酒、丝袜、外国化妆品等时所罕见的高档货在康家沦为寻常物，客厅的照明设备是嵌在墙里的暗灯，“开灯之后只见灯光不见灯”.房屋的宽大更可以使蒋介石的住所降为蜗居，比如在公馆内的一间大厅里，康国雄二哥结婚时一下摆了20桌酒席也未显局促。至于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国雄只记得家中仅仆佣就有40多位。每天吃饭前，为保证全家都知道开饭了，必须有人专职在饭厅摇铃，听到铃声，其他仆人再去请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赶上洗衣服的时候，十来个同时干活的佣人在院子里排成长长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热闹。

　　虽然富有，康家还是要孩子遵守那个时代的规矩。康国雄说自己很少被允许坐家里的汽车，上下学都是搭公交车，或者干脆走着，因为在举国倾力抗敌的1940年代初，乘私车上学的富家子弟会被同学们大声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这样”,在康国雄的记忆里，“那时候好像就没有资本家敢让孩子坐私家车上学。”

　　关于家里的情况，康国雄也曾被蒋介石片片段段地问及，不过直到两人认识挺长时间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国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么关系？”有一次蒋介石问康国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国雄答。蒋介石这才恍然明了，“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佣

　　在当时的重庆乃至中国西南，康心如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是四川“美丰商业银行”总经理、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

　　康心如是老同盟会会员，并曾和后来长期任《大公报》总编的张季鸾共同办报。1922年，32岁的康心如与美国金融家合作于重庆创建“美丰银行”,成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五年后，康心如将美国人的股份全部收购，由此使“美丰”转为华资银行。康心如对发展民族实业极为热心，故利用“美丰”的雄厚资力在重庆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不少基础设施。时至抗战爆发，大量人口从沦陷区涌入重庆，城市的水、电需求随之猛增，而相关供应得以足力支撑，可说康氏厥功至伟。1939年7月，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身兼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的康心如，因当选议长又开始在政界显露头角。

　　对于这样的实力角色，蒋介石自然不会轻视。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内称：“心如先生大鉴顷奉，委座谕请先生于便中驾临南岸官邸一谈”云云，落款是“弟陈布雷敬启”.康心如见蒋介石有邀，随即回信应约并如期赴会。不久后的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原来，以重庆为陪都的建议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蒋介石约见康心如则专为与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蒋介石对康心如还多予礼遇。1945年日军投降后，重庆市民曾于9月3日举行庆祝大游行。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最高军政首长身份坐在检阅车队的第一辆车里，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且非国民党员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辆车上，重庆市长贺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脱文人性情的银行家，康心如总是刻意同官场保持距离，虽然与他交往的达官显贵几令康宅户限为穿。

　　抗战开始后，有一天康国雄听家中佣人问“订好的酒席送哪里”,康心如说送到歌乐山孔祥熙家，细打听方知，康心如与孔祥熙素有交情，自从孔祥熙当上行政院长，康心如便不再与其联系。“现在他下来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给他做个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国雄说父亲重情，但从不巴结权贵。

　　那些年里，康心如每周六从重庆市里回汪山别墅。傍晚，康国雄的母亲通常会在客厅的方桌上摆好扑克牌和茶水，为了营造氛围，还要特意点上几支蜡烛。准备完毕，康心如在桌子的一侧落座，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刘航琛、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范绍增、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各占一边，然后便是“罗宋”、“梭哈”等各色赌法齐上，直到周日清晨才散去。当时刘、范的关系并不融洽，而康国雄却没看出两人有什么矛盾，他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不谈政事只愿玩的缘故。然而爱玩的康心如却是赢少输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写的《杜月笙传》中有一则传闻，说在一次豪赌中，康心如竟把“美丰银行”输给了杜月笙，但那实在只是传闻。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