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

（一）禁止堕胎法令和"月经警察"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的事情发生。

　　就拿警察来说，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民众都不会陌生。对于警察的种类，一般人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几样。比较常见的，像什么治安警察、户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铁路警察、林业警察、经济警察、司法警察、巡逻警察、外事警察、武装警察、特种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较特殊的，像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宗教警察。但说到"月经警察",绝大多数人恐怕没有听说过。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 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完全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打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匮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②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青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摄影机的镜头，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给全世界人民。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7年5月28日凌晨1时，第60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在主会场卢米埃尔宫的颁奖庆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执导的影片获金棕榈大奖━━最佳影片奖。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定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而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默不做声，悲伤地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无奈。

　　奥蒂莉亚把死婴装在书包里，冲出旅馆，神经质地在街上奔跑，镜头一直跟着她，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灯、远处传来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汉、疾驰而过的警车……这一切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无限的杀机，随时可以葬送奥蒂莉亚和嘉碧塔来之不易的解脱，夺走她们即将到手的自由。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认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从党安排。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为什么对于人性的蔑视竟出自对于扼杀生命的禁止；源于对生命的珍惜与关爱的禁止堕胎，反而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历史仿佛给人们出了一道难以解答的考题。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14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