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

　　1945年，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且剑拔弩张的历史转折关头，第三党--即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登场了。此同盟成员大多是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他们幻想通过游说权变，实现国家和平。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此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来电未予理睬。直到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

　　黄炎培看到电文，极度兴奋，立即与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商定了三条合纵连横的计划。并于27日下午与蒋介石见面，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认真听毕，突然满面带笑地说道：“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需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当黄炎培等告辞后，蒋介石对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说道：“就让他们几个折腾去吧！”言毕，嘴角露了一丝略带嘲讽的冷笑。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在6位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与中共领导人的相互会见中，黄炎培谈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还谈了所谓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

　　毛泽东对来访者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党不顾人民极力反对，强行要开的所谓国民大会等。重庆来的策士们与中共高层人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访问团成员回到重庆。他们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记录》外，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书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其中说：“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据《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