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满族，北京人。1923年出生，1942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后借读浙江大学（贵州）。1947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0年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留学生讲授汉语，并从事翻译。退休前任北京语言大学外语系教授。2014年3月16日逝世。已出版主要译作有德译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剧本《丹东之死》，英译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密使》《长眠不醒》及《动物农场》等。
在翻译界，傅惟慈的名字与毛姆和格林二人连在一起，犹如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或者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投身翻译六十年，译介欧美文学。傅先生为人所知的成就固然在他的外国文学翻译，很少人知道他的一生也是一部传奇。
喧闹的北京城有个安静的去处。避开新街口的车水马龙，沿着人来人往的赵登禹路轻轻一拐，走进一条名叫四根柏的胡同，很快就到傅家小院了。胡同其貌不扬，小而简陋。若不是因为来拜访小院里的傅惟慈先生，我不会驻足，更不会注意它如此安静，静到一只鸟从屋檐下飞过都触目惊心。胡同里的光阴如同谁家青瓦上的杂草，自在生长，每日迎着东升的太阳，在风里絮絮自语。
那些春来秋往的午后，傅先生都会坐在他那满是花草的小院里，备好茶水佳肴，迎接年轻的年老的、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们。院子里的桌子拼起来，简易的椅凳随意摆开，女儿们把自制的中餐和西餐摆上桌，角落里烤串的炭火烧起来，于是满院飘香，于是红酒啤酒茶水都满上，欢声笑语也满满的，溢出了小院。来这里的多半是文化圈里人，彼此相识不相识都能聊上几句翻译或者文学。畅聊很尽兴。直到起风的黄昏，树叶飘下来，灯光亮起来，宾客稀疏起来。热闹过后，留在记忆里的，是欢快的宁静。那些回到喧嚣生活中的朋友们，会记得这片刻的自在，惦记着不久后还会重逢。
傅家的院门总是敞开的，朋友随便来，随时走。聊得起劲，一起吃顿便餐，客人不觉得拘谨，主人不觉得怠慢。高兴就好。
春又来的时候，傅先生走了。他突然到另一个世界游荡去了。一直天真地以为这个有趣的老人会一直陪着我们。我们竟然忘记了他从来不肯停下脚步。
脚下如有风
他一生都在向往外面的世界。
孤寂的童年，被父亲囚禁在老北京庭院里，背古书、临字帖的记忆如此难忘：
“长昼寂寂，我竖起耳朵聆听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各种音响。卖奶酪和果子干的小推车，走进胡同里来了。车轮吱吱呀呀地由远而近，最后停在院墙外边。卖果子干的老武头拼命敲击两只小铜盏，声声敲到我心坎上。后来小推车走了，我又听到一阵阵鸽哨的声音。一群鸽子在不远的地方往返盘旋，哨声一阵松一阵紧。低飞时，连鸽子扑动翅膀的声音都清清楚楚传到我耳朵里。我欠起身，伸长脖子向玻璃窗外望去。我看到的只是一块被遮断的方方正正的蓝天，蓝得叫我心里发空。”
“父亲是大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他的命运是卑微的我不能左右的--祝愿与诅咒都毫无用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这样威力无边的势力。”
他一生都在与这种力量抗争。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当时他是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学生。正是被青春晃得睁不开眼睛的年纪。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流浪记》强烈地吸引着年轻的心，这个怀揣着文学梦的青年，“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
早在入大学前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
“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了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辆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学校里的地下工作者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再换乘支线去沁阳，到洛阳，后又辗转到西安、重庆，再到贵州永兴，终于投奔到因战争迁至那里的浙江大学。一个内地流亡学生的辗转逃亡路有许多惊心动魄，他却总能找出乐趣来。“一个人走在莽莽森森的山路里，山间空无一人。我这个一向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洪荒的世界。当年年轻气盛，只想到能够入学读书的光明前景，对旅途艰辛，并不放在心上。”途中在重庆大学困居，遇到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这是我在北平就迷醉的一部电影，片中穿插着华尔兹王创作的七八首名曲。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还够买一张电影票，于是毫不犹豫走进放映厅。电影放映期间，我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优美的曲调里，把现实窘境抛在了脑后。”
回到校园生活一年多，日寇南侵，先锋部队已经打到贵州境内，浙大被迫停课。他也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1945年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人员进驻中国，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师考取译员训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其中就有傅惟慈。接下来，青年军士兵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手枪、带望远镜瞄准的步枪、火箭筒、投掷手榴弹……就在马上要奔赴战场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消息传来没几天，我参加的战斗组织也宣布解散。我随着美国人回到昆明，领到一笔复员费，回到遵义继续读书。我的抗战梦从此结束。”
战争空耗了青春，却不想，辗转求学中英语水平的提高和偶然习得的德文，开启了他人生的另一场远行。
他说：“年轻时有过不少荒唐想法，一个是想当作家，另一个是想做流浪汉，浪迹江湖，玩味一下生活于其中的大千世界。十八九岁的时候，背着行囊，离家远行，多少是受这两种想法支配。年纪稍长，思想渐趋现实，才明白人生仍以温饱为第一要务，只好缩回乌龟壳，寻一份稳定工作，当了一辈子教书匠。虽然如此，小时候犯的痼疾，似乎并未根除，没有才气当文学家，退而求其次，于批改学生作业之余，我开始译书。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