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他身上发现的是随时发挥和运用想象的需要。”作家卡洛斯·蒙西瓦伊斯评价。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哈伊梅·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认为：“那种自律是他得以走到现在的条件。他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写作，但他每天也有社会生活。同时他每天也都在度假，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另外休假。”

　　“曾经，写《恶时辰》的时候，加比托和我都睡得很晚，我们熬夜。他读给我听。起床后他说：你知道吗，利希亚，我把它撕碎了，我不喜欢它。”妹妹利希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

　　“他同时在新闻和文学领域得到锻炼。那个时候有许多政治事件，古巴革命，阿连德的倒台……他说：作家唯一的革命责任就是写出好作品，而不是假装知识分子，不是作革命演讲，写出好作品，这才是作家的革命责任。新闻业也一样。报纸必须表现好。”记者恩里克·桑托斯这样回忆。

　　而关于文学与新闻之于马尔克斯的关系，哈伊梅·阿贝约·班菲，新伊比利亚美洲新闻基金会行政官员这样评价：“记者的技巧是他的文学的一种秘密武器。我说秘密，并不是说他隐藏这点，不是，相反，他毫不遮掩地承认他对于新闻工作的热情。他会做些研究为他的小说做准备，这种方法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新闻记者式的严谨。”

马尔克斯与电影：书比电影好……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电影有着特别的兴趣，电影制作人里桑德罗·杜凯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对电影怀有极大敬意的人。我认为他的艺术家梦想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当电影制作人，很大程度上。有人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没去做电影。他说：你瞧，原因是这样的……我可以花两三年做一部电影，两三年后，我们看了电影，说‘不是这样，不过现在我知道是哪样了。’我这么做文学。但不能这么做电影。”

　　吉列尔莫·安古罗，电影制作人说：“我想跟你讲些发生在学校的很有趣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教剪辑的老师，美国佬叫编辑，是位女士，罗萨多博士，她对我说，他是她的学生中剪辑学得最好的，这很合理。因为剪辑也应用在文学中，而加比托是剪辑大师。”

　　但电影制作人哈伊梅·温贝尔托·埃莫西约说：“我不认为是电影教给了他讲故事的能力。因为，通常电影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演完，不容浪费。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你感觉……”

　　马尔克斯自己回忆：“在墨西哥，人们要求我为他们提供题材，于是我开始为他们提供题材。我记在笔记本上的，写在纸上的，保存在文件夹里的，都被他们拒绝了。一个连着一个。完全不行。它们不够好。直到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制作人跟我说：‘我将向你坦白一些其他人没有跟你说过的话。你的问题是不能打动人。’我对电影非常失望，于是决定把所有那些被拒的故事组织起来，然后我写了《百年孤独》。”

　　与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交谈，加西亚·马尔克斯坦言他对电影的态度：“书更大众。即使作为生意，书也比电影好。”

　　“我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电影非常痴迷。但我认为，电影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剧本并不痴迷。”作家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总结说。

获奖以后，学会管理自己的羞涩

　　哥伦比亚兴奋地欢庆加比托获得诺贝尔奖，就如同国家足球队赢得世界杯、外债偿清、非法武装组织放下武器，所有的这些事都同时发生了。还包括：“在巴黎，我碰到过奥玛·沙里夫，他正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漫步。没有人扭头看他。人们对碰到名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巴黎奥利机场，加比托受欢迎的程度导致了混乱。”记者毛里西奥·巴尔加斯这样描述。

　　但是，正如加比托自己所言，盛名并没有让他写作的痛苦变得弱一些。事实是，在白纸面前，所有的作家都是平等的。记者毛里西奥·巴尔加斯说：“你会发现他在演讲的每一个细节问题上都极度焦虑。包括对于法语和英语译本的每一个细节。事实上，我们有好几个人。我会说法语，我帮他检查演讲的法语译本。”

　　专栏作家蒂塔·西佩达回忆：在卡塔赫纳，他看到了书的英译本，对我说：“问题是全世界的人都跟我讨论角色、讨论书里的故事，而我不懂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这本书？”然后我就结结巴巴地跟他说，有一些普遍性和幽默。而他并没有听我的说辞。我意识到他依然为《百年孤独》的现象感到震惊。

　　“我认为在内心深处他并没有为那骤然出现的盛名感到吃惊。因为他知道他在他的书里放入了那么坚实而又永恒的关于人类的真相。人们喜欢这本书，很好。那么继续吧……”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如此认为。

　　“盛名对他来说是一个要应付的很复杂问题。特别是在一开始。随着时间流逝，诺奖作家渐渐地不再那么羞涩了。他学会了管理自己的羞涩。”哈伊梅·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价他的哥哥说。

　　（专题素材由新经典独家提供，内容取自哥伦比亚国家电视频道与哥伦比亚文化部共同出品的《寻找加比托》纪录片，出品年代未知。专题文字由本版编辑整理，叙述与片中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