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之外组建了一个史称 “小计委”的机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组建一个这样的机构呢？

毛泽东不满“吃穿用计划”

　　1952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牌子挂在了北京三里河新落成的大楼门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计委非常看重，并寄予厚望。 1954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在“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以李富春为主任的国家计委在指导思想上认同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努力推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2年，李富春先后到河南、湖北和安徽等地农村调查，赞成农民“借地度荒”、搞“责任田”的做法，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国家计委还拟出文件肯定这种做法。毛泽东对此不满意。

　　紧接着，在编制“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更加不满。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因此被称为“吃穿用计划”.这个《初步设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批评了国家计委的工作方法，并强调指出：“（制订计划）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

　　毛泽东的意见与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南面，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东面，蒋介石当局企图“反攻大陆”;西面，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不断制造事端；北面，苏联已开始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也直指中国……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将“三五”计划进行一个重大改变--由吃穿用改变为备战。

陈伯达一封信的推动

　　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把国家计委所有的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线建设和 “三五”计划规模。 1964年8月，毛泽东问：“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 ”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

　　在此期间，毛泽东把陈伯达安排到国家计委当了副主任。 8月20日，陈伯达给李富春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改进计划工作的意见。他在信中说：毛主席在1957、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陈伯达随后把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本来已经对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不满，看了陈伯达的信后，当天就作出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

“小计委”编制新“三五”计划

　　毛泽东要改组国家计委，让谁来干呢？ 1964年12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任命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毛泽东决定由余秋里负责组成一个 “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明确“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的日常事务。 “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

　　“小计委”的首要任务就是编制新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只是此时“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已经由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转向以备战为中心。1965年6月，余秋里赶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轮廓。毛泽东在做出肯定的同时，指出有些生产指标过高，建设规模太大，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这些，正是余秋里所希望听到的。在编制计划的过程中，各部门、各地区都想多搞一些建设项目，多要一些投资。有了毛泽东的表态，这些矛盾就好解决了。随后，“小计委”对“三五”计划作了调整。

“小计委”替代国家计委

　　9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提交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与“吃穿用计划”相比，《汇报提纲》安排投资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 《初步设想》里没有重点安排的大项目如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成昆、湘黔铁路，在这里都成为重点项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国防工业体系提前到 1970年。而原定的4.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目标被留置到“四五”计划考虑。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书记开会时说：“这个计划不那么凶，不那么冒嘛！是稳当的嘛！大家开过会，议过了，定下来可以，有个章程。 ”

　　由于“文革”,“三五”计划没有提交全国人大批准，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在“三五”计划编制的过程中，李富春提出，为工作的方便，请“小计委”的同志都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担任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过渡一个阶段后接替他的工作。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批准，“小计委”自此正式主持国家计委工作，也不再用“小计委”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