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李鸿章早有嫌隙，在政见上多有不同，也看不惯李鸿章一味地对外求和的为政策略，更看不起李鸿章不顾全大局，始终维护自己淮军的局部利益的做法。但是张之洞也明白，李鸿章始终不服自己，多次在人前贬抑自己好大喜功。李鸿章毕竟位高权重，自己如果一味地同他僵持下去，两个人之间就会由嫌隙转化为比较大的矛盾，那样对自己的前程将极为不利。

　　于是他决定在不牵扯重大问题的前提下，对李鸿章虚与委蛇，尽量不贸然得罪他。在李鸿章母亲80寿辰时张之洞主动送去寿文，让李母非常的高兴。李鸿章本人70寿辰时，他更是三天三夜几乎没有睡觉，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寿文送给李鸿章。在寿文中，张之洞极尽能事地推崇李鸿章，赞扬李鸿章文武兼备，统领千军万马，还赞美李鸿章德高望重、勤于国事，美好的品性深得天下人的敬佩。这篇5000字的寿文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琉璃厂书商将其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

　　忍耐、克制是一种主动的人生智慧。张之洞对待帝师翁同龢和与他对待李鸿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光绪帝对翁同龢深为信任，“每事必问，眷倚尤重”,虽然他在许多方面对翁同龢的变法主张和内容持不同意见，但张之洞并没有和他闹翻，而是曲意攀附翁同龢。他曾致函“贵为帝傅”的翁同龢，吹捧他博学多识，深谙儒学之精髓，而且通达时务，为时代之俊杰。张之洞在信中说自己非常仰慕翁同龢，还称赞他实行务实的策略，提倡维新变法，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如果能有为翁同龢的维新变法效力的机会，自己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真可谓不遗余力地迎合。

　　张之洞不但为人讲究洞悉世事，而且做事更是因势而变。当年他被委任为山西巡抚，即将起程时，山西籍富商，泰裕票号的孔老板，拿着一万两银子的差旅费来贿赂他。张之洞当时婉言谢绝了孔老板的这笔钱。可是当他来到山西，深为山西罂粟的种植之多而震撼，他下定决心铲除山西罂粟，让百姓重新种植庄稼。可是山西连年干旱、歉收，加上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根本没有余钱为百姓买耕牛，买粮种，不得已他决定向商号老板募捐。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张之洞觉得孔老板当初是想拿银子来贿赂自己，目的当然是想日后从自己这里得好处，那时候商人看重名位，甚至愿意以银子换名和位。他便上门和孔老板商议，拿名位来跟他换银子。孔老板果然很乐意，他表示愿意捐五万两银子做个道台。这个提议正中张之洞的下怀，虽然说名义上给了孔老板一个道台，可他依旧要做他的票号生意，并不会等着去补缺，也就不会去抢别人的位置，所以孔老板不过是得了个空名而已。他得了名位，张之洞得了救济百姓的银子，一举两得。再者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两银子便可得候补道台，孔老板要捐五万两银子，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数目，给他个道台的虚名，于情于理，都不为过。于是张之洞答应了孔老板。

　　晚清名臣胡林翼说：“能忍人所不能忍，乃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只要忍耐，就有充分的时间，足够的弹性让自己调整步伐，修正策略。妥协总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种代价有时是脸面上的，有时是物质上的，但这种代价不可能是无偿的，付出总会有回报。人不会只图虚名，只有具备能在小处妥协、包容的心态，才能在大处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