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
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大半国土沦于敌手，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一度迎来经济和文化上的畸形繁荣。1941年4月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在劫难逃，大批中国文化人逃往内陆，而北大、清华和南开也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为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不遗余力。
这是一个民族最沉重的回忆，这是一段悲壮激昂的历史，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年之际，让我们放大历史细节，亲历风云突变之际中国文化人的悲欢离合。
上海租界：“孤岛”内电影公司达20多家，4年拍摄200多部影片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抗战八年，上海也沦陷了八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在浦东成立了伪政权“大道市政府”.日军盗用中国经典《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章句，想树立自己“亲善”的形象，但上海市民将其读成“大盗政府”.
抗战爆发前，上海本是全国最大的米粮消费和集散地，日军占领后实行米粮管制，1939年8月上海的米价从每担十四元涨到四十二元。当时，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曾拍摄了讽刺现实的“王先生”系列电影，第一部就叫《王先生吃饭难》。对于当时市面上出现的抢米风潮，一篇文章这样记述：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抢劫米店和运米车，而这造成了当时独特的“扫米”景观，抢米现场散落的米粒，成为许多人搜寻的目标，他们拿着扫帚在路边仔细清扫，这些米粒就是他们晚上的饭食。
1941年12月前，由于日本与英美等国尚未交战，日本占领的只有南市、闸北、虹口、浦东等“中国地界”,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在沪外国侨民和中国百姓的避难所，一位作家在文章中把租界比做大海中的小岛，“孤岛”便成为当时上海租界的代名词。由于“孤岛”内的局势相对安定，加上难民涌入，人口激增，市面兴旺，经济上竟出现了畸形的繁荣，1937年公共租界的工厂只有四百多家，到1938年，增至四千七百多家，商行则从1937年的二百一十三户，增加到1941年的六百一十三户。
经济的畸形繁荣，更带来了“孤岛”文化的畸形兴旺，当时上海租界内集中了全国最多的电影院、舞厅、咖啡馆、游艺场、戏院等娱乐场所，上海《申报》曾刊登一位南洋侨胞的文章，这样写道：对于上海，感觉着无限失望和诅咒，酒店舞厅，触目皆是，其穷奢极侈之程度实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仅见。
当时，“孤岛”内的电影制片公司多达二十多家，从1937年到1941年，这些电影公司共摄制了近二百五十部影片，有古装片、时装社会片、侦探恐怖片，大多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迷茫和不满。当时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孤岛”的地位和身份是尴尬的，不亚于在夹缝中生存的困难，许多那时候的事情是暧昧的，充满纠葛的，难以说清的。可是，有一点毕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整个“孤岛”时期，没有出现一部宣扬“汉奸意识”的影片。
离乱年代人们更喜乡音，由于大量江浙人涌入，江南地方戏也在上海异军突起，其中尤以越剧为最。当时，租界内的“绍兴八邑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引进越剧戏班，组织会串演出，一些浙江籍工商界人士也捐钱建戏院，他们的太太则捧红了不少越剧名优。上海《申报》刊登“梅花馆主”评论女子越剧的文章这样写道：今则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在各种地方杂剧中，居然有独着先鞭之势。
比电影和戏剧更热闹的是租界内的“洋旗报”,所谓“洋旗报”是上海报人为躲避日军的新闻检查，以外国人名义创办的报纸，其中《文汇报》以英商名义出版，《申报》则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出版，名医陈存仁这样回忆：日本人对租界当局还相当尊重，轻易也不到租界上来横行不法，所以租界上的华文报纸，论调始终是坚决抗日，对汉奸毫不留情地大张挞伐，因此报纸的销数就越来越大，日本军部也办了一张华文报纸，因为当时上海有两大华文报纸，一张是《新闻报》，另一张是《申报》，他们就以这两张报纸的名字各取一字，名为《新申报》，可是销路不出虹口，只有少数小汉奸，拿着报纸到人家拍门而入，硬销一份而已。
由于《洋旗报》大多宣传抗日，一些从业人员便成了日军的眼中钉，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一书中记载，当时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开了一张八十三人的黑名单，半数是“孤岛”的新闻记者，每个名字下都表明一个“死”字，持志中学教员胡道静后来到《中美日报》工作，他回忆说：在“孤岛”搞抗日新闻工作是有危险的，因为即使是在租界，也随时有遭到敌伪绑架、暗杀的可能，如果听到有什么风声，我的办法就是加快搬家。后来，由于搬家的次数多了，连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搬了几次家，住过哪些地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向美、英宣战，日军也堂而皇之地开进了上海租界，一些英美侨民被投入集中营，“孤岛”消失了，上海市民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曾在铁路沿线谋生的天津老作家阿凤记得，那时物资不足，别说中国人，连一些日本铁路员工也节衣缩食。
香港：弹丸之地大师云集，逃亡时饱尝生离死别
当年《华北新报》记载，1944年，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一个中等科员每月薪金二百四十块，可房租花去三十到四十块，一尺布要十多块钱，一袋面则二百多块，据说当时一个科长想召集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找人，因为很多科员都上街拉洋车补贴家用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面房子”在北平等沦陷区生意兴隆，所谓“白面房子”就是大烟馆，多由日本人撑腰的高丽浪人经营，杨多杰在《北平沦陷后的市井生活》中这样描述：“白面房子”的生意十分兴隆，人进人出，热闹非凡，警察局唯恐发生事故，曾由所属的侦缉队派去便衣警察，在各“白面房”附近负保护之责，高丽浪人见门外有中国便衣警察巡视，唯恐对其营业不利，于是每日赠送给值班警察“白面”,有的警察根本不会吸“白面”,时间一长也就上了瘾，最后落个被开除的结局。
当沦陷区的民众在日伪统治下艰难生存时，大批文化人从日军占领下的土地外逃，有两个城市是他们最初的选择，陪都重庆和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聚集了茅盾、夏衍、邹韬奋、梅兰芳、胡蝶、王莹等很多知名作家和艺人，这些文化精英的到来，使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迅速高涨。
那时，香港创刊了抗战时唯一的巨型文学月刊《时代文学》，丁玲、冰心、萧红、巴金、萧乾、老舍等众多文化名人在创刊号上致辞，发表作品。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占香港，《时代文学》只出了六期就不得不停刊，这些文化人的命运再一次面临波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同一天轰炸并进攻了香港，12月13日九龙半岛失守，25日，英国香港总督杨慕琦亲自举白旗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一万五千名驻港英军在圣诞节成了日军的俘虏，此时，尚有大批文化名人未及离港，日军通告限期报到，要求他们与日本人合作，着名历学家陈寅恪在日军入港后辞去港大教职，生活陷入窘困，一篇文章这样记述：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自然受到日本许多着名东洋史学者推崇，1941年旧历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来整袋粮食，因来路不明，陈寅恪拒收，春节过后，日本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的上海或者广州任教，并以四十万港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拒绝。
日本人还曾游说被称为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皇后”的女演员胡蝶，请她与日本百代电影公司合拍一部名为《胡蝶游东京》的电影，胡以息影相拒，她后来表示：我虽然是个演员，但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应该选择的道路。
从1941年底到1942年春，大批留港的文化人开始乔装逃亡内地，陈寅恪一家是混入难民中坐船离港的，时，他已欠了一身债，他后来回忆道：当时尚欠债者甚多，非略还一二不能动身，乃至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
胡蝶则在逃亡中丢失了她积攒一生的首饰珠宝以及影集、剧照和电影奖杯等，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逃离香港时的情景：我们全家假装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出了泡，香港这块弹丸之地留下了我的欢乐，也留下了我的辛酸，饱尝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桂林：百家出版单位，每天出版书刊20种以上
着名作家茅盾夫妇与邹韬奋、胡风夫妇、胡绳夫妇等数百名文化人在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护送下，分批从香港迁徙到战时大后方广西桂林，茅盾夫妇被安排在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宿舍楼，此时楼里早已住满了逃亡而来的文化人，茅盾夫妇只能栖身在评论家邵荃麟让出的九平方米的小厨房里，他回忆说：我的小房边就是颇大的一个天井，每天一定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坐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相交应和。
在抗战爆发前，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为振兴广西，采取了开明政策，营造了宽松的文化环境，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何香凝、柳亚子及茅盾、田汉、巴金等上千名文化人齐聚桂林。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之都，出版人赵家璧这样写道，在一横一直的两条马路上，像这样的店铺不下一千家，大小书店占了5%,假如把没有铺面的出版社计算在内，出版业的单位在百数以上，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遍销路约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两万份。
1944年，剧作家欧阳予倩和田汉等在桂林办起了抗战时中国唯一的戏剧节--西南剧展。欧阳予倩的《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田汉的《名优之死》等着名剧目在会展上演出。当时田汉靠稿酬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难。桂林《大公报》曾这样报道田汉一家的生活：说来真有点黯淡，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气也消失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三十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
抗战时期，另一位着名作家老舍因无党无派，被文艺界公推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实际负责文协工作，老舍在”七七事变“后抛家弃舍，只身从济南来到武汉，又辗转来到大后方的重庆，他说，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在重庆，老舍与文化名人梁实秋同住在北碚，梁实秋后来回忆：我们时相过从，他又黑又瘦，甚为憔悴，平时总是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但是又风趣。
那时，文协常组织各类为抗日募捐劳军的慰问活动，为参加活动老舍省吃俭用，特买了两身灰布中山装，此后这两身衣服伴随了他多年，老舍这样描述：下过几次水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个清道夫，有人管我的这种服装叫做斯文扫地的衣服。
当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及子女还留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1943年，胡絜青带三个子女来到重庆，老舍根据夫人对沦陷中北平的描述，在重庆完成了他抗战史诗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一、第二部。
抗战时，还有大批左翼文化人和文艺青年聚集到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和华北根据地，他们在荒僻的陕北高原刮起一股大众文化的风潮，其中诗人田间曾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在”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中这样描写：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昆明：集聚200多名教授，西南联大9年光阴付苦茶
此时，在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聚集着另一批中国文化精英--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等二百多名教授和上千名学生集体内迁，在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长梅贻琦共任常委，聚集了文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华罗庚、社会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王力、国学大师钱穆和文学家闻一多、朱自清等大批中国顶尖的学者、教授。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正式开学，因是战乱中仓促创建，校舍十分简陋，多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作家董纯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西南联大：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当时，昆明物价飞涨，别说学生，很多教授都兼职维持生计，历史教授吴晗曾被迫把藏书当给云南大学图书馆，闻一多则挂牌刻印章补贴家用。
由于联大图书馆条件简陋，座位很少，很多师生不得不到街上的茶馆批改作业，写毕业论文。当时有句流行语，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意即满城的茶馆都是联大师生们的课堂，作家汪曾祺曾是联大的学生，他写诗回忆当年泡茶馆时的情景：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汪曾祺记忆更深的，是当年联大师生们”跑警报“,所谓”跑警报“是师生们对躲避日军空袭的戏称，汪曾祺后来在文章中专门记述了当年的情形：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那时，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用旧碉堡当气象台教学，烧木炭做化学实验，以算盘代替手摇计算机，正是这种豁达、自信与苦中作乐的精神，支撑西南联大顽强生存了九年。曾任联大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大大学校史》前言中这样写道：西南联大在其存在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弦歌不辍，而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实体虽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实缘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