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逸樵
徐逸樵，浙江诸暨人。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后任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秘书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特派员，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顾问。1949年辞职，在日本从事历史研究，同时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1978年回国定居，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立志教育兴国
徐逸樵5岁时，由家人送入本村私塾；6岁进贞惠小学。12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勇敢地剪掉辫子，离开家乡，到杭州就读商科学校，后转读农业学校，结识了后来的农业专家周汝沆和茶叶专家吴觉农。17岁毕业于诸暨中学（原诸暨县中学堂）。两年后他与虞绍棠等四位同学跟随校长边甘棠先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留学，寻求教育兴国的道路。
徐逸樵始到东京，就读东亚预备学校，一年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官费生，主修教育和英语。在6年求学时间里，他对日本社会初有了解，特别是当时常常遇到蔑视中国、污辱中国人的行为，使他愤恨不平。他结识了陈望道、雷震、汤恩伯等人，虽然日后彼此间趋舍异路，但就个人交谊而论，却都不失为他终生的挚友。
1924年春，徐逸樵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从1928年起，徐逸樵逐步走向了他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在上海法政大学政治系任课，讲授有关社会思想的课程。他常常到内山书店和伊文思书局购买这些方面的最新书籍，一个学期后，经过对教案的整理，编着出版了《社会思想史ABC》一书。稍后由雷震介绍，徐逸樵便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任职。初到训练部，他幻想能为孙中山先生实现三民主义思想而有所作为，但事实上，所谓的训练部，部长常常易人，部中既无训练计划，也乏训练实绩。失望之下，他再次转向教育，出任建德县省立严州中学校长。
在中央党部训练部工作时，徐逸樵编写了一套高、初中公民教科书，共六册（其中高中的第二、三册是与他人合编的），分别在1931年、193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使用了8年之久，谓之《徐氏公民》。为此，民国政府教育部特聘他为中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1933年教育部长王世杰邀请他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负责民众教育、体育和文物保护工作，后又兼第三科电化教育科科长。在这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工作，并和雷震合力创办行健中学；他受四川省主席刘湘的邀请，入川边山区考察教育情况；他远行欧洲德、意、苏、法等国，考察那里的教育以及有关青年训练的工作……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政治工作向徐逸樵看齐”
1937年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徐逸樵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当时，汤恩伯想用共产党人的办法治理军队，于是来找徐逸樵，请他担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团秘书长，在军队中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这样，徐逸樵辞去教育部工作，从南京、开封等地招选了一批青年学生来到许昌。
汤恩伯亲自挂帅做训练部主任，蔡剑鸣做教育长，徐逸樵做总教官。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军团培训军政干部，提高军队的思想素质，同时开展瓦解日军的宣传工作。徐逸樵运用他对日本的研究和了解，有针对性地用日语书写许多宣传品，再加上一些由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处运来的宣传品，由学员们偷偷地送进日本军队里。第二年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从战场上俘获日本兵的衣袋里，翻出了训练班散发的瓦解敌人军心的传单。此事报到蒋介石那里，蒋当即提出“要见见徐先生”.就在这次接见中，蒋介石亲笔写下委任状：“任命徐逸樵同志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要求“全军的政治工作向徐逸樵看齐”.
在以后抗战的几年里，徐逸樵相继担任过国民党重庆中央大学指导员、国民党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国民党豫鲁苏皖边区党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职，活跃于川、陕、冀、豫地区，从事的主要工作为培训军政干部和宣传。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一个：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军队必须提高素质，严明纪律，加强战斗力。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军队，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训练处处长。
潜心研究中日关系
1929年10月，徐逸樵和友人在南京发起成立日本研究会---当时我国主要研究日本的团体，请戴季陶做会长，许寿裳和陈大齐做副会长，实际工作则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刘百闵负责总务，徐逸樵负责出版。最初办的是三日刊，版面四开，后来改为月刊《日本评论》。此外还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介绍日本的历史、社会、人物，评论时局，晓以利害，眼光锐敏，笔锋犀利。不久便取得了宣传抗日的良好社会效果，他的文章收入《抗战言论集》中，后又为巴黎中国共产党办的《救国日报》转载，引起了各界（包括日本人）的注意。1935年他们又创办了“中国新论社”,编发月刊《中国新论》及《非常时期丛书》，均由世界书局出版，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胜利不久，张群应蒋介石的要求，邀集对日本素有研究的王芸生、王芄生、雷震、徐逸樵等人士，召开“对日善后问题座谈会”.会议分两次进行，均由徐逸樵记录并整理成文，交张群转蒋介石。这样徐逸樵又开始了更深一层的对日研究。
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徐逸樵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埋头于日本历史的研究中。他从中、日、朝三国古文献中寻觅文字记载；从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他北上北海道，深入虾夷人的居住地，又南下到日本列岛的西南岛屿探寻古迹，“就像从泥沙中淘金一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真面目，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见解。他的着述《先史时代的日本》（原名《日本原始古代史论考》），一直到他去世都在不间断地补充修改，后经我国着名日本史研究学者汪向荣整理，1991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