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字孟真）是敢恨敢爱的赤子。宋子文有贪腐嫌疑，傅斯年便做反腐檄文《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以一介书生之力，硬是推倒了一位政坛大佬。傅斯年有大恨，更有大爱，其大爱者何？爱国。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已五十来岁了，却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然后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如小孩一样，走向街头，尽情狂欢，“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孟真疯了，他从聚兴村住所拿着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乱舞得忘乎所以，“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也脱手了”,痴痴癫癫，傅斯年爱国爱得真痴。

    傅斯年的爱国不是一场爱国秀。在抗战胜利之前，傅斯年患病，蒋介石劝他去美国就医：来回差旅费与医疗费等一切费用，政府全包。这番好意，傅斯年却不领情：敌人未灭，国难当头，自己为何要离开？

    有大爱，便有大恨。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本来要让胡适当北大校长，其时胡适在美未归，便请傅斯年执掌北大。傅斯年规定：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原后的北大一概不聘用。话说得十分决绝，“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组织的人插足其间。”容庚在伪北大任过职，还想继续到北大教书，到重庆来跟傅斯年套关系，傅公一见他，一点面子都不给，对着他大拍桌子：“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傅斯年这次拍案大怒，次日《新民报》做了报道，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蒋介石要他出国，傅斯年不出，源自国家正有难，傅斯年要与之共担当。傅斯年爱国爱得真挚，爱得纯粹。自然，爱国与不爱国，并不以出国与否来衡量。国穷时要留洋，国富了要海归，也不能说不爱国，但与傅斯年的爱国相比，总是感觉差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