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纪检机构予以政纪处分的大清官员，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有幸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媒体第一篇电讯稿的主角。1882年1月14日，云南按察使衔候补道台张承颐因欠解铜款，被中央问责，“摘去顶戴”.当天晚上11点，《申报》驻天津记者用电报向上海编辑部发回这条当日新闻，开创了中国新闻界的先河。就在1月16日这期刊登“处女电讯稿”的《申报》上，头版头条不是任何新闻，而是《申报》的“本馆告白”:“将每日京报上谕，由中国新设之电报局传示”.这则告示，在《申报》头版连续刊登了5天。

    《申报》用电报传递谕旨后，以上海为中心的读者，次日就可以得悉北京的各种动态，这大大提升了京津沪三地的政治信息共享进程。在这个信息共享体中，北京是“生产”者，天津是中转者，而上海则是“消费”者。

    10个月后，1882年10月24日的凌晨，顺天乡试刚刚在北京发榜，考生们还在打着灯笼围观，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名字。《申报》所雇用的快马，就带着中榜名单，冲出了北京城。早上8点，快马到达天津。信差冲进了电报局的发报房。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流，名单中节选出的江苏、安徽、浙江中榜人姓名及名次，通过长达3000多里的津沪电报线，当天就发到了上海。次日凌晨，当《申报》的派送人在上海的夜色中，将印着中榜者名单的报纸送往各售报点和订户宅院时，离北京发榜还不到24小时。这期报纸大为畅销。

    有新闻，才有读者；有读者，才有广告；有广告，才有盈利。要获得足够的广告，迅捷的新闻才是其中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广告商家本身，也是读者的一部分，那些关系到政治经济大势走向的新闻，对于这些读者来说，本身就是重要的财富。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央的各种动态。正如《申报》在启用电讯稿的告示中所说：“谕旨为国家最大最要之件”.外交的风吹草动、内政的趋势走向、官场的冷暖炎凉，在大清特色的惯于暗箱操作的体制下，绝对不只是红墙内的八卦，而是与亿万读者息息相关的大事。当政治、经济运作高度缺乏透明度时，当权力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时，无论经商还是做官，能早一刻看到谕旨，就等于是早一刻得到天气预报，能早一刻趋利避害。

    《申报》的“电传上谕”,令其竞争对手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鉴于当时的电报经常出现译码错误，对手甚至攻击它对中央“不恭”.但各家报社很快醒悟过来，纷纷跟进。《字林沪报》的主笔蔡尔康，甚至贿赂《申报》排字房工人和电报局电报生，盗取《申报》电讯稿，以此与《申报》竞争，虽是丑闻，却也反映了电讯稿在报业竞争中的巨大作用。

    为了时效性，《申报》不仅大规模使用电报传递新闻，也成为最早出版“号外”的中文报纸。中法战争开始时，法军于1884年8月5日进攻台湾的基隆炮台，同时，法国舰队也在福州外港与南洋水师对峙。次日下午6时半，《申报》特派记者从福州发回急电，内容是“驻榕法舰尚无动静”.为赶时效，报社在当晚7点，将这条电文专门印成传单，未列入报纸的正常编号，成为中文报纸最早的“号外”.此外，《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连续3年进行的跟踪报道，成为中国近代舆论监督的典范之作，也为《申报》赢得了极为广泛的民望。

    在《申报》触“电”之前，与别的报纸一样，其版面上充斥了大量光怪陆离的“社会新闻”,如《杀生孽报》、《雷击不孝》之类。这些“报道”缺乏基本新闻要素，有的甚至干脆就是虚构杜撰。触“电”之后，《申报》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新闻迅速成为报纸版面的主导，所谓的“社会新闻”和文学作品日渐稀少，另一方面，新闻的基本要素日渐齐全，新闻的准确性得到了提高。在昂贵的电报费用面前，《申报》的记者们学会了用更为精练的语言撰写新闻，挤去了原先新闻中的“水分”,大大提高了新闻的“含金量”.

    “朝夕可达”的电报，令大清国的报纸真正获得了“新闻”,而独立于权力机构的定位，也令报纸基本能畅所欲言。这当然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