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至12月，广州各区共办理离婚登记192对，1951年，办理675对，1952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038对，到1953年，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又增至1258对。短短3年，这个数字翻了好几番，其中绝大多数案件是由女性主动提出分手的。建国初期的广州何以会出现第一波离婚潮？这个问题的答案得从1950年5月颁布的《婚姻法》里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首度态度鲜明地主张男女平等，同时又将“利于女方”作为法院判决离婚案时需要遵循的准则之一。回顾一下女性千百年来在“三从四德”的伦理要求下承受的诸多屈辱和不公，这部法律的诞生和它对当时广州人生活的深远影响，还真值得我们写一写。
昔日困境 公婆告不孝 无需证据 自卫误伤夫 铁定有罪
要想了解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对男女平权的意义，我们就得真正知道千百年来传统女性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对你我这样的现代都市人来说，“三从四德”之类的词汇实在过于抽象，很难让我们真正了解历史。就拿风靡一时的穿越剧来说吧，一个现代女子穿越回古代做了某个阿哥的爱妾之后，往往可以集万千宠爱在一身，正房和婆婆全成了空气。其实，只要你稍微翻一翻《大清律》和《刑案汇览》，就知道这些电视剧有多脑残，如果一个现代女子穿越了回去，“三从四德”的紧箍咒分分钟都能让她活不下去。读者你先别不信，我举个清代《刑案汇览》里的案子，就能让你明白这话的意思了。这个案子发生在道光年间的广东乡下，根据记载，“黄长喜骂妻黄李氏不照管饭菜，李氏不服回嘴。长喜不忿，拾棍赶殴，被地上木杆檐尖戳伤右胯毙命”,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丈夫对妻子实施家暴，结果自己被木杆绊倒丢了性命，实属活该，跟妻子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可你猜刑部怎么判的？它比照“子女违反教令，致父母自尽之例”,给黄李氏判了个“绞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黄李氏压根没动手，就被判了个死缓，那些因为遭遇老公暴打时本能自卫，不小心弄伤对方的妻子，被治罪更是铁板钉钉的事，如果对方因伤致死，刑部只有觉得“其情可悯”,才会判个死缓，否则一定或绞或斩，这样的案例在《刑案汇览》里比比皆是。
老公不好惹，婆婆更不好惹。不管是按照《大明律》，还是《大清律》，媳妇责骂公婆，那是死罪，要敢动手，那更是罪上加罪，“詈（责骂）者绞，殴者斩”.如果婆婆看媳妇不爽，多骂几顿，激得她回骂，她到官府里告媳妇“不孝”,地方官一定会妥妥地治媳妇的罪。其实，但凡是长辈状告小辈媳不孝的，地方官压根不会要求他们提供证据，否则岂不是挑战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信条？如果婆婆和老公站到一起，那媳妇的处境就更糟糕了，按法律规定，公婆先状告过媳妇不孝，老公再擅自打死妻子的话，后者挨一顿板子就可了结。
你看，按照这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规范，女性不像蝼蚁般偷生，又哪有活路呢？她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然后再变态地折磨下一代。看了这些案例，再想一想“血泪斑斑”、“暗无天日”这些建国初期惯用的宣传用语，的确也符合事实。
首部婚姻法 意见不合 就可离婚 寡妇敢嫁 小妾敢离
对中国百多年来的法制发展进程有所了解的读者或许会问了，封建社会的女性处境真是十分悲惨，但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不是颁布了《民法典》，确立了“婚姻家庭”的规范吗？的确，1930年颁布的《民法典》在纸面上确立了“婚约自由”的原则，但真正能享受“婚姻自主”的，只有极少部分精英分子。广州在全国算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西关在广州又是观念最为多元之地，可按照学界研究，绝大多数西关小姐的婚姻仍是由父母包办的，她们尚且如此，普通平民就更不用说了。这部法律还未解决的另一个顽疾是“纳妾”.那时的政府大员几乎个个妻妾成群，在上世纪20年代担任过广州市长的军阀李福林就曾沾沾自喜地宣布，他一生信奉“三多主义”,即“钱多，兵多，姨太太多”.其实，1930年版《民法典》的修订者中不乏史尚宽这样造诣深厚的法学大家，但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也只好默认“纳妾”现象的存在，在法律上不作任何规定，同时承认“欲求男女完全平等，殊无圆满之法”.
一意孤行纳妾男子成为笑柄
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男女完全平等呢？1950年5月，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下简称《婚姻法》）试图作出回答，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早在1948年9月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中央妇委就开始酝酿《婚姻法》草案了，经过近两年的准备，1950 年4 月13 日， 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公布，从5月1日起施行。法律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男女婚姻自由，实施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二条明示“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
要知道，从晚清至民国，广东一带生活富庶，蓄妾风气之浓全国有名，《婚姻法》颁布后，很多人还是不当一回事，觉得讨小老婆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政府不会真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家住河南跃龙岗的居民萧昌贵就是一个例子。他先把老婆骗回乡下，又于1950年11月20日大摆筵席，公然纳妾，有朋友警告他纳妾违法，他一笑置之，觉得政府根本不会管这样的小事。后来，有群众向政府告发，工作队员火速前来制止，萧昌贵的纳妾企图随即成为泡影，他自己也成了左邻右舍的笑柄。
自由恋爱夫妻电台现身说法
《婚姻法》对女性挣脱封建婚姻枷锁的鼓励，可以从一个个数字中看出端倪。按照规定，在《婚姻法》颁布之前纳妾的，是否与男方共同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女方手里，如果女方想要离婚，男方不得阻止，如果女方决定留下，男方则有扶养的义务。1950年，在全市范围内，因纳妾而离婚的为37件，1951年，这一类型的离婚案增至80件，1952年又增至100多件，到1953年，这个数字翻了好几倍，变成近500件，这些案件多是由昔日低眉顺眼的小妾们提出来的，新《婚姻法》对她们的鼓励由此可见一斑。
《婚姻法》颁布后，官方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报刊杂志上，《劳动互助好夫妻》、《老婆债》、《婆媳相好的故事》等富有时代特色的标题在极力“推广”《婚姻法》的好处；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则一边邀请专家做指导，一边还请来自由恋爱的夫妻现身说法；《自由结婚》、《皆大欢喜》等剧目在粤剧戏台上轮番上演；专门为宣传《婚姻法》拍摄的电影《儿女亲事》一个镇接一个镇，一条村接一条村地放，这些“推广活动”的效果，也可以从数字中看出端倪。1950年1月至4月，广州愿意去政府办理结婚登记的只有69对，当年5月~12月，办理结婚登记的青年夫妻一下子飙升至1000多对，1951年，全年登记结婚的夫妻增至6000多对，1952年又增至近9000对，这些新人几乎都接受了婚前健康检查，由此可见，《婚姻法》正在逐渐深入人心。
随着《婚姻法》渐入人心，广州出现了建国初期的第一波离婚潮。据市民政局在当时的相关统计，1950年5月至12月，各区共办理离婚登记近200对，1951年，办理近700对，1952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000多对，到1953年，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又增至1200多对。在这3000多件离婚中，由女方主动分手的占了绝大多数，而在她们提出的离婚理由中，又以“意见不合”最为主流，这不要说是在晚清年间，就是在辛亥革命后都是无法想象的。小记不揣冒昧，觉得《婚姻法》中“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等条款或许给了她们实实在在的底气，这样的条款跟国际上的“赡养费”惯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就算放到今天，也该是受女性欢迎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