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国学大家季羡林，曾于改革开放后来到台湾，特意前去拜谒安葬在南港墓园的恩师胡适，并动情地写下《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历数恩师生前对他的欣赏、爱护、奖掖之恩。同时又写道，胡适晚年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算是得到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作为一代大学者，胡适晚年在台湾，果真“舒适称心”吗？如果季羡林先生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但不会这样写，而且还会蹙眉疾首、扼腕叹息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去国赴美流亡。由他担任发行人的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在坚持反共同时，也对当局有所批评，结果不断受到压制和打击，这让远在美国的胡适颇为苦痛。而当他返台讲学，由于一些言辞不符合台湾当局心意，结果被当局通过报纸严加驳斥，并专人送递胡适手中。胡适颇为气愤，他拿着报纸激动地说：“是谁叫写这些东西的，我看到这些文字垃圾，感到十分伤心。”一方面邀请回台讲学，一方面搞小动作，这怎能不让胡适伤心激愤。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1956年10月，为给年届七十的台湾执政者蒋介石祝寿，胡适为《自由中国》撰写文章，通过述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事例，劝告蒋介石做一名“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意思无非是多发挥部下智慧，自己省心省力，以达事半功倍之效。结果“荃不察余之衷情”,被蒋介石认为是“三不”“三无”谬论，即“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和“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直言“按照胡适说法，干脆投降共产党算了”.随即岛内御用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展开批判围剿，指称“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伪装民主自由”,企图“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意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台湾军方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指责胡适文章是“毒素思想”,其后更是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直指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一时攻击文章铺天盖地，围剿舆论为之汹涌，执着反共的胡适，竟然被台湾当局当成是和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让胡适在气愤之余，顿生“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之慨。

    为此，尚在美国的胡适给友人写信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愤懑之情，溢于言词。

    1958年4月，胡适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台湾当局表面十分礼遇，场面很是热闹。但就在第二天，有人送来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其中收录四篇文章，借“学术研究”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说什么“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有的攻击胡适当年倡导打倒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得国民党丢失了大陆。甚至建议把胡适“空投”到大陆，去“祸害”大陆人民。更诡异的是，台湾当局一边明令查禁小册子，一边又纵容小册子大量公开出售，每册定价五元，赤裸裸地对刚返台的胡适一个“下马威”!

    其后，胡适又卷入蒋介石连任问题的漩涡中，他从实行民主、遵守“宪法”出发，通过各种渠道，甚至当面劝说蒋介石“不要修宪，不要三连任”.但都被置之不理，并被当局派人劝告不要反对。最后，胡适妥协，不仅出席大会，还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见证蒋介石成功三连任。其内心尴尬，可想而知。

    最为严重的冲突，发生在1960年9月。胡适好友、《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被捕，并以“煽动叛乱罪”判处10年徒刑。其间，胡适通过报纸公开声援雷震，无用；通过他人求情，无效；当面向蒋介石陈述，不理；又联合其他45位知名人士上书要求特赦，无果。对此，胡适连呼“大失望，大失望”,连日在家中以打纸牌解闷度日。友人来访，谈及雷震案，胡适脸色苦痛，垂头不语，以致大病56天。

    不仅如此，警方还派人在胡适门口蹲守，对来访客人进行盘查，这让胡适十分难堪，又很无奈。最后，胡适向警方承诺，对来访客人自行登记，供警方检查。这样的事，胡适一直干到去世为止。

    最后一次围剿发生在1961年11月，胡适在一次《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老调重弹，颂扬西方现代文明，攻击东方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中华民族固有文化。此举引起轩然大波，知名学者徐复观教授发表文章《东方人的耻辱，中国人的耻辱》，直斥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其他报章杂志也加入进来，否定和攻击胡适，说他诬蔑中国文化，“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一时攻击批判围剿文章满天飞，更有人在台湾“立法院”提出质询。

    对此，胡适十分伤心气愤，他指着围剿文章对友人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友人回忆道，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对他批评的文字画出来，很不高兴。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是不断地说，不断地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文章说：“真是下流！”他对友人愤愤地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胡适也因而心脏病骤发，最后一次住进医院。而且谁也没想到，这次文化围剿，直接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

    3个月后，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有人提及这次围剿事件，使得欢快的酒会笼罩上了无形的阴霾。胡适强压愤懑强装乐观地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十分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但还勉强支撑。酒会结束，他强撑精神和来宾、记者寒暄送行，终于脸色骤变，身子一晃，倾身倒在地上，最终因心脏病骤发不治去世。所以有人说，胡适是被气死的。

    胡适在台期间，台湾当局表面对他十分尊重礼遇，酬酢，宴请，献花，祝寿，垂询，做大会主席，到处发表演讲，会见外国友人乃至元首等，表面十分风光。而他死后哀荣备至，当局为他修建豪华墓园，政府要员、各界名流及平民等前往致祭，75个单位参加公祭，10万民众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灵车过处，家家燃香，户户祭拜。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没有一个中国文人享受到的殊荣。但可玩味的是，台湾最高执政者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境遇，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自由中国》作者、和胡适相识的胡虚一先生一针见血地写道：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确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诚哉斯言。而以放言无忌着称的李敖，更是直陈胡适晚年在台湾就是“鬼混”和“点缀”.

    还需要补充的是，胡适晚年经济并非十分宽裕，他由美返台，经济压力是一个因素。他曾多次不无凄凉地劝告友人“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胡适的儿媳孙子赴美，他告诉说：“我没有钱，只能给你们200美元。”在台湾数次住院，为了节省费用，他不听医生劝告，几乎每次都提前出院。一方面饱受批判围剿，一方面内心孤寂忧愤，一代学人的晚年境遇，只能使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