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这里曾经是中央首长们夏天休假的地方。在这个轻松的环境里，首长们得到了休息，他们的子女则在这片海滩玩耍、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
如今，北戴河早已成为最普通不过的旅游景点。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黄金时代，那片海滩是多少人美好的记忆。2014年9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程潜的女儿程丹，听她回忆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
去北戴河就像搬家
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们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1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有40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单、蚊帐、衣服、小板凳什么都自己带。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跟随的还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杨秘书、汪秘书、谢秘书、厨师刘哥、陈哥哥，还有北京的两个警卫都跟着，可谓全家搬迁。所有这些都由阿婆统筹，刘哥就跟阿婆算账，跟在北京一样。
20世纪50年代，公路交通还不发达。那时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车，八九个钟头。但是，司机得把汽车开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滩，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务院，也就是东海滩、中海滩和西海滩，再往西就是中办的地方，毛泽东、林彪这些大领导全部住在西山，中央开会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卫工作很到位，未经批准谁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准你到西山，顶多派汽车接你到景点，游玩之后用汽车把你送回来。在中海滩和西海滩中间外交部有一块海滩，算是外国使领馆人员休假的地方，我们家后面就住着丹麦大使，常听到外国姑娘叽里咕噜说外国话，也听不懂。
国务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你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
邻居们级别差不多
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就是国务院宿舍，按照级别和家庭人口多少进行分配。住进国务院安排的海边别墅，周围的邻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为，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比如，沈钧儒的儿子沈叔羊就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听姐姐们说，最开始我们家被安排在东海滩。在东海滩时，下面是何香凝家、贺龙家，上面是沈钧儒家。附近好像还有几个元帅、大将家，只是走动少些，不记得了。
只要在海滩散步，就能见到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海滩上玩的时候，陈毅、贺龙、萧劲光，这些元帅、大将还能偶然碰上，记得陈毅夫人张茜带着女儿过来找廖承志玩。她的汽车在海滩上转，我们就过去打招呼。
1959年，李济深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住进他原来的别墅，搬到中海滩。这时的邻居就变成了新疆的包尔汉、民主人士史良、张治中，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有几个上将，李涛、傅钟等人。海滩上能碰上很多文艺工作者。比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写《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们的待遇稍差一点，我们的别墅距离海边很近，他们在山上的公寓住。
海边别墅，每一栋有每一栋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我们家就是单层建筑，格局大概是中间有一个厅，可以吃饭；两边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间房子，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我们常去的张治中家就是二层小楼，面积似乎更大。在海滩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头上。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
困难时期供应也不错
关于吃，各家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治中家也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时，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里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
中海滩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钱。在起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淇淋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我还经常去吃！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政治空气紧张时忌讳串门
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叉鱼。
从海滩质量上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
差不多中午时，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
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
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样豪华，但是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
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就很自然地相互串，好多成了朋友。像张治中、包尔汉、李涛、傅钟，这几家与我们家住得近，孩子们之间就打成一片，回到北京还继续联系，有的还谈起恋爱。
与今天不同的是，无论是首长们的夫人还是子女，穿着打扮上都很简朴，顶多穿一件布拉吉，颜色还是蓝色、灰色，游泳衣更是普通到最普通，根本不可能像现在那样的沙滩美女。现在想想，北戴河的生活还是很朴素的一种休假，但是在当时就属于奢侈了。
1965年夏天，我们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当时就想着明年还来，把小板凳啊、游泳圈啊、肥皂啊，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别墅，谁也没有想到1966年闹起文化大革命，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回到北戴河的别墅。
（据《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