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毛泽东称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是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主要开拓者、奠基者，其人文精神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子孙的血脉中。纵观毛泽东一生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孔子及其思想，他对孔子，既有所传承，也有所批判。这从他对《论语》中人和事的点评中可见一斑。
好学：毛泽东对孔子的一个传承
一部《论语》，“学”字讲了64次。其第一篇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作为《论语》的符号，作为孔子好学精神的代表，毛泽东讲过很多次。学什么？孔子提出要学《诗》《礼》《易》《乐》和射、御、书、数。怎样学习呢？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以上思想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从四五岁开始，读了将近80年的书，可以说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毛泽东有句名言：“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力提倡的“这种态度”,就是孔子的学习态度。孔子说过：“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论语·述而篇》记载：“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毛泽东不仅重视自己学习，而且重视全党的学习，重视借此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知识水平和领导能力。《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借用这个故事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不可以像宰予那样。毛泽东说：“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
躬行：毛泽东对孔子的又一个传承
一部《论语》，“行”字讲了72次。虽然《论语》中的“行”有多种用法，多种含义，但多数用法是相对于“学”的“行”和“言”的“行”,指行动、实干。对学与行的关系，孔子重视学习，但反对为学习而学习，主张学而致用，学了就做。对言与行的关系，孔子鄙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主张言行一致、少说多做。孔子认为：考察一个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赞成“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宪问篇》记载：“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看问题、做事情，重视是怎样就怎样，反对主观臆断、固执己见。《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些也都是毛泽东与孔子心灵相通之处。毛泽东认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把与实践脱节，只知道死记硬背、夸夸其谈、生搬硬套经典的教条主义，看成是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笋，是接不了地气的。
在学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还有一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体现了毛泽东在学与行的关系上崇尚应用，崇尚 “躬行”.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毛泽东崇尚说话谨慎、行动勤敏、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行、夸夸其谈、只说不做。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对《论语·子路篇》的“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熟记于胸。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许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能不能兑现呢？毛泽东引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说：“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说话算数、“言必信，行必果”是新中国重要的外交方针之一。
毛泽东对孔子的有些思想批判了一辈子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过两大运动：一是学习运动，一是生产运动。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高扬了好学精神。但在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则批判了孔子不喜欢劳动的缺点。据《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孔子虽然也是圣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耕地。几天后，他又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论语·为政篇》记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泽东不赞成孔子这段话，尤其批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在延安时，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这里对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怀疑态度。后来，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判道：“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毛泽东反对将孔子思想教条化，反对将其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禁锢国人。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以孔子思想为中心”,“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是不行的。“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现在的时代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时代。他指出：“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比孔夫子走得宽”.他还指出：“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这些话告诉我们，既不要迷信孔子，也不要忽视孔子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