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中骑马的人
刘贡父，北宋的大学问家，与兄长刘原父同年中进士，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便是刘贡父当的助手。
大约宋英宗治平年间，经学术界大佬欧阳修举荐，刘贡父获任馆阁校勘。馆阁校勘是宋朝最高学术机构的校勘官，能当上馆阁校勘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学术牛人，不过馆阁乃清水衙门，薪水不是很高，也不给配备“公车”,为方便上下班，刘贡父便自掏腰包买了一匹很便宜的骒马（雌马）代步。
北宋的马价，便宜者七贯钱一匹，相当于三四千元，一辆电动单车的价钱；贵者一匹一百多贯，相当于六七十万元，跟今日中高档轿车的价格差不多。以刘贡父的工资收入，只能购买低档一点的代步工具。
骒马其实不太适宜用于代步，因为骒马胆子小，容易受惊奔跑或踢人。同僚见刘贡父买了一匹骒马代步，就取笑他：“别人开的是奔驰宝马，你倒好，买了匹骒马，就不怕它受惊踢人吗？”
刘贡父说：“我自有法子。”
同僚问：“什么法子？”
刘贡父说：“我买一幅青布，系在马屁股上。”
同僚说：“这就更为诡异了。”
刘贡父这么回答说：“吾初幸馆阁之除，俸入俭薄，不给桂薪之用，因就廉值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掩言者之口耳。”
从刘贡父的这段经历，我们可以一窥北宋“公务用车”制度的一些侧面：宋朝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员，是不能享受配备“公车”（官马）待遇的。你若不想辛苦走路上下班，只能自掏腰包买匹“私家马”.
有些官员，可能买不起一匹像样一点的“私家马”,又不想像刘贡父这样买匹骒马充数，那怎么办？可以坐“出租马”.宋代开封府的“出租马”服务业很是发达，租马或租马车都非常方便，即使是夜晚二更时分，市间也有马出租。《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市民“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开封府的市民平时出个门，习惯租马代步，租一次只需一百文钱左右。
宋仁宗时，开封府军巡院（法院）有个叫孙良孺的法官，平日里很喜欢装穷，“以贫，不养马，每出，必赁之”,即以贫穷为由，家中没有一匹“私家马”,出门公干都是坐“出租马”.有一次，他押死囚赴刑场处决，开封的法院居然也没有调派“公车”给他用，还是叫了“出租马”.马夫问：“官人准备去哪？”孙良孺说：“到刑场。”马夫又问：“那还回来吗？”听到的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宋代宰执级别的高官，才配备有专用的官马，相当于“专车”;还配给控马的马夫，相当于专职的“司机”;工资清单上还有“马匹刍粟”一项，相当于“燃油补贴”.王旦当宰相时，有一名马夫为他的马车控马五年，工作期满，马夫前来向王旦辞行，王旦惊讶地说：“我怎不认识你？”等那马夫转身离去，王旦看着他的背景，感到非常熟悉，这才恍然想起，连忙叫住马夫：“汝乃某人乎？”赠给马夫非常丰厚的礼物。原来马夫日日控马，王旦“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我们从这细节可以猜度出，王旦乘坐的马车与控马的马夫，应该都是政府分配给宰相的，不大可能是王旦自己雇佣的，否则，怎么可能“未尝视其面”?
不过，宰相一旦退休，即取消“公车待遇”,比如名相富弼、王安石致仕后，都是自己买了头小毛驴骑。富弼有一次“跨驴出郊”,遇上一个小屁官“水南巡检”,巡检的马前卒吆喝着要富弼下驴让道。富弼也不计较，默默鞭驴走开。要是富弼坐在挂着宰相牌子的豪华公车上，小小的巡检哪敢如此放肆？
宰相机构（三省）的公务员（胥吏），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因为公务繁忙，工作性质重要，也可以乘坐“公务用车”:“三省胥吏岁累优秩，日给肉食，月享厚禄，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待遇很高。
除此之外，一般的官员就不配备“公务车”了。我们若以为宋朝一个芝麻大的官儿都能够占辆“公车”用用，那就想错啦。
或许还有朋友会问：古人不是都乘坐轿子吗？你怎么不提宋朝官员坐的轿子？其实，北宋士大夫是很少坐轿子的。南宋的朱熹回忆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轿子通常只是女性、出嫁的新娘子与年迈之人才乘坐。
宋真宗朝的宰相王旦，有一回下班回家，被一书生堵在半路上，书生指着他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耶？”骂着骂着，还将手中的书本掷过去，正中王旦的脑袋。可以看出来，宰相王旦下班并没有乘坐轿子，否则那本书不可能扔中他的脑袋。王宰相也真大度，说：“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交待左右侍卫不要为难那书生，放他走。
宋神宗时，王安石辞去宰相职位后，隐居于金陵，出入“惟乘驴”.亲朋好友念及他年事渐高，劝他乘坐轿子，王安石正色说：“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也“不喜肩舆（轿子），山中亦乘马”.他乘坐马车出门，不用随从张开伞盖，自己举着一把扇子遮太阳。朋友程颐说他：“司马公出门连个跟随的差人都没有，太低调，民间百姓都不知道您是司马大人，恐怕不大方便。”司马光说：“某惟求人不识耳。”
程颐也是“自少时未尝乘轿”,有一次他与两位官员游蜀道，山路崎岖难行，作陪的官员提出要坐轿子，程颐坚决反对，说道：“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泞，则不得已也。”当时的士大夫，多以乘坐轿子为耻，认为那是“以人代畜”,不合人道。有些士大夫“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即使不得已要坐轿子，也是再三推辞。
如果宋朝官员因公要出远门呢，有没有“公车”接送？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刘贡父的朋友欧阳修，因参与政争，由馆阁校勘被贬为夷陵县令。从京师到夷陵，有水陆两途，陆路近一些，水路远一些，但欧阳修家中没有良马，只好舍近求远，雇船走水路：“始谋陆赴夷陵，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
宋朝设有发达的递铺与驿站系统。递铺负责快马传递，驿站负责公务接待。根据制度，官员若“差出勾当公事”,即因公出差，比如被委派到外地鞫治狱案、抚恤灾民、巡视地方，或者入朝奏事等，可以向枢密院、户部或地方的转运司申请一份“走马头子”和一份“驿券” 凭“走马头子”可以调用驿站与递铺的官马；凭“驿券”则可在各地驿站免费食宿。
但宋朝政府对递铺官马与驿站食宿的管理甚严，只有紧急公务或急程赴任，才可以动用乘驿，如宋真宗时的一项立法规定：“今后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马，余不得更乞支借。如违犯并勘罪严断。”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当个小小的县令，并不是什么重大、急切的事情，当然动用不了递铺与驿站的资源，只能自己雇船。
如果官员违反制度擅自动用驿站与递铺的官马呢？按照宋朝的立法，“诸诈乘驿马者，加役流；驿关等知情，与同罪”;“其未应乘驿马而辄乘者，徒一年”;“（私自）即借驿马，及借之者，杖一百，五日徒一年”.诈乘驿马，判流刑；未取得凭证而擅乘驿马，判徒刑一年；私借驿马，杖一百，若驿马借出五天，即判徒刑一年。宋真宗年间，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擅自将驿站官马借与广州知州邵晔的儿子，以便他赶往广州看望病危的父亲，导致驿马累死于途上。梅询用心虽善，无奈触反了驿马制度，只能领受降职的行政处分，被贬为襄州通判。
北宋的“公务用车”制度，大致便是这个样子：宰相级别的高官配备专用的“公务车”（官马）；重要部门的公务员出入办事，也可乘坐官马；出差承办紧急公务的官员，可以申请使用乘驿；一般官员则一概不配置“公务车”,想找代步的坐骑么？自己掏钱买“私家马”,或者租用“出租马”.
据《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