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人本身始终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
字迹潦草，墨迹斑斑的作文卷竟获第二名
民国年间，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当年许多成功的中学，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鲜活的先例。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中学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
1943年1月，少年学子们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成为学校时事辩论题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一位女生记得，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
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多么稚嫩，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视野、培养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一样地穿校服，一样地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
每天下午不出课室参加体育活动要记大过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中学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60多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唱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地哭了。
在学业的传授上，南开中学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书本，往往没有现成的框架和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获益的。
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但张伯苓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毕业考物理卷交了白卷却“给分六十”
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人本身始终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
遥想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绝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试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
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学子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校真的足以让后人开眼界。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有了魏荣爵、郑新亭、孟志荪等一大批优秀、有强烈责任感的教师，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继续弘扬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学子的个性，贯彻以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尽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永远记忆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