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吃饭有等级差别

    鸿门宴中有这样一段，樊哙冲入大帐，要救刘邦。项羽见来了一位莽撞人，饶有兴趣地说道：“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这一幕项羽又赐酒，又给肉，许多人解释为项羽对樊哙很器重。但如果在某个宴席上，主人给你四升酒让你喝下去，哪里有一点器重之意？还被迫生吃大肉，分明是项羽戏耍侮辱樊哙。

    在古代的饮食习惯中，大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非高大上的肉食，“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只有牛羊才是上等的肉，到了宋朝，这种饮食特点被最大限度地发挥，时至今日牛羊肉在市场上仍比大肉昂贵。

先秦时期牛羊肉是高大上肉食

    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就懂得驯养“马牛羊狗鸡”等获得肉食，但不同的肉食在食物系统中有着不同的地位，这种地位甚至影响到今天的肉类价格。

    在古代的饮食习惯中，牛羊毫无疑问是最贵族化的肉食，《礼记·王制》也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从排名上看，牛羊在大肉之上，为何在先秦时期的肉食排名中会有这样的区分？

    首先是从肉食的珍贵程度有关，牛在农耕时代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在许多朝代都不许私自宰杀牛，就如礼记所说，连诸侯没什么重要的事都不轻易杀牛。

    最早在汉代，牛已经被立法保护，汉律规定“不得屠杀少齿”.汉律对杀牛的惩罚十分严厉，犯禁者诛，要给牛偿命。

    到了唐宋时期，牛更是不管是否老弱病残，都在禁杀之列，只有自然死亡，或者病死的牛才可以剥皮售卖或者自己吃用。

    物以稀为贵，牛肉自然在肉食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在《楚辞》的“大招”和“招魂”篇里分别呈现了两桌异常丰盛的菜单，有：八宝饭、煨牛腱子肉、吴越羹汤、清炖甲鱼、炮羔羊、醋烹鹅、烤鸡、羊汤、炸麻花、烧鹌鹑、炖狗肉。在菜单的排名中牛肉是排在第一位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唐宋时期牛羊肉仍是主流

    这种从先秦时期养成的饮食习惯，一直深深地影响到后世，在唐代着名的烧尾宴之上，菜谱是这样的：通花软牛肠（羊油烹制），光明虾炙（活虾烤制），白龙曜（用反复捶打的里脊肉制成），羊皮花丝（炒羊肉丝，切一尺长），雪婴儿（豆苗贴田鸡），仙人脔（奶汁炖鸡），小天酥（鹿鸡同炒），箸头春（烤鹌鹑）过门香（各种肉相配炸熟）等。牛羊鸡鹌鹑甚至还有青蛙，就是缺少大肉。

    汉族的饮食文化发展到了宋朝已是博大精深，由于对牛肉的禁食，羊肉在这个时期成为了皇家士大夫阶层的主要肉食。

    宋朝吃羊是从皇家流行开来的习俗，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大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大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皇家盛行，自然上行下效，从官员到民间，羊肉成为了宋朝餐桌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或是中秀才举人，还是烧香还愿，如果没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

    着名吃货苏东坡在京城宦海生涯时，虽然吃羊吃到腻味，“十年京国厌肥羜”,但当他被下放到惠州监视居住的时候，仍然会被每个月一次的官廨杀羊所吸引。作为罪官他已经不能吃羊肉了，但弄一些羊骨头回去烤熟了吃也很解馋。

    在宋朝，大肉仍然不是士大夫阶层的主要肉食，或者说大肉仍然是低档的肉食。南宋高宗在清河郡王张浚府上吃了一顿，菜谱中天南海北，地上跑的，空中飞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大肉。而在随从高宗出行的禁卫食谱中却有大肉三千斤，可见当时大肉的主要消费群体档次实在不高。所以苏东坡说：“富家不肯吃，贫家不解煮。”

    但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大肉就是主食了，《东京梦华录》称，每天有上万头豕被贩子们从四乡收购送入东京，无数的大肉摊贩，无数的“郑屠户”宰杀这些豕，给普通百姓的餐桌上送去肉食。

    真正让大肉沾上点贵族气的，还是苏东坡，在杭州任上，因为治理西湖，要解决民工的吃饭问题，他创造性地发明了“小火慢炖”的方块肥肉，这种以姜葱红糖料酒酱油等做成的菜肴，被命名为“东坡肉”.

    汉人的地盘以羊肉为贵，但到了北方辽金朝却正好相反，大肉成了高大上。宋朝的使节出使辽金，北人用最好的大肉款待使者，大肉在辽金，是“非大宴不设”.为何大肉在同一时代南北国家中有着如此悬殊的待遇？究其原因无非就是“物以稀为贵”,辽金豕少，以大肉为贵；大宋羊少，自以羊肉为美。于是在互市的时候双方就互通有无，辽金出口肥羊，换取宋朝的豕，双方都挺高兴。

明清时期大肉逐渐流行

    明朝时，大肉逐渐流行开来，至少在皇家食谱中已有所见，《明宫史》记载，在皇家过年的食谱中就有烧大肉、灌肠、豕臂肉、大肉包子等。说明此时大肉已经能够登上大雅之堂。

    但在民间，大肉的盛行程度仍然不如牛羊肉，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显示，万历五年牛肉1斤0.013两纹银，大肉0.018两纹银；万历二十年大肉涨到0.02两，牛肉和羊肉1斤都只需要0.015两。也说明在这个时候，牛羊肉仍然是比大肉更普及的肉食。

    到了清朝，大肉终于实现逆转，成为了汉族的主要肉食，在美食家袁枚《随园食单》中，已经将豕单独列为《特牲单》叙述。在他的介绍中，与大肉相关的有43道菜，其中有红煨肉三法、白煨肉、油灼肉等。

    而牛羊肉则归为《杂牲单》中，“牛、羊、鹿三牲，非南人家常时有之之物。然制法不可不知。作《杂牲单》。”

    虽然饮食习惯渐渐逆转，但牛羊肉的高大上地位已经无法撼动了，1840年，当红须绿眼的英国人把大炮架到大清朝的眼皮底下时，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奉旨与洋人交涉。会谈前一天，他按朝廷招待贡使的老规矩给英国舰队送吃的，计包括20头阉牛、200只羊及许多鸭和鸡，一两千个鸡蛋，唯独没有一口豕。

    据《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