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一篇长达千字的所谓“总理遗言”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文章矛头直指“四人帮”,引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2014年2月9日清晨，遗言的真实作者李君旭先生溘然长逝，却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曾详细交待了总理遗言案的来龙去脉，今摘编部分，以飨读者。

蛐蛐儿创造“总理遗言”

    1976年一个春天的下午，身在杭州的袁敏一家迎来了一群身穿警服的抄家者，他们带走了袁敏的父亲--一位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其后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前干部。很快，两名公安人员告诉袁敏和她母亲，袁敏的姐姐和哥哥都被抓了，他们的被抓和“总理遗言”有关。

    很久很久以后袁敏才知道，“总理遗言”案的源头来自她和哥哥袁中伟的同班同学，也是她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且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袁敏的哥哥袁中伟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袁中伟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袁中伟、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聚集到大耳朵家里。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家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这份“总理遗言”,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伪造“遗言”的传播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袁中伟、阿斗、晨光，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怀疑，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袁敏也是在这个时候从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她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

    就这样，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23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和他的父亲，以及相关的同学和家属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不久，“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1月，袁敏的父亲、姐姐，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被释放。而蛐蛐儿和袁敏的哥哥袁中伟被继续关押了一年以后才被释放。而被此事牵连、投牢、审查的达数千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