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俘获的便衣队员，身上是便衣队暴徒乱用的旗帜。
天津事变也叫天津便衣队暴乱，又称天津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纠集一伙民族败类制造的两起武装暴乱事件。由于这些汉奸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故习惯上称为便衣队暴乱。
便衣队暴乱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从1931年11月8日晚10时30分起至20日中午结束；第二次自26日晚至27日晨结束。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两次暴乱，东北军天津地方当局给予了坚决回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的进犯势头，打击了其嚣张气焰。
土肥原的阴谋
天津便衣队暴乱发生的1931年，天津是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又是东北军在华北的大本营。暴乱发生时，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由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由张学铭担任。当时东北军在关内尚有大批部队，但由于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根据《辛丑条约》，向王树常提出天津市二十里内中国不能驻军问题，东北军主力移驻塘沽、大沽、军粮城间，天津市内的驻军只有第二军的一个营。在市内可以使用的兵力，主要是公安局所属的保安总队，总队长王一民。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装备齐全，训练有素。保安大队下辖3个大队，大队下设7个中队，每一中队包括一个自行车队和一个直辖骑巡队，约120人。保安总队共有2000余人，装备有步枪、手枪等两千余支，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
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从沈阳来到天津后，先与安福派交涉，结果不受欢迎，后又召集汉奸张璧、李际春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张璧住宅内密商“起事”.土肥原策划此次暴动，有诸多原因，但首要的不外乎以下几点：制造骚乱，向列强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国际调查团“展示”中国政局不稳，抹黑中国形象；名正言顺地以“维持治安、保护侨民”为借口向天津增兵；趁乱将溥仪裹挟去东北。
天津当局奋起迎战
在事变发生前三天，王树常和张学铭已经从公安局特务队得知“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地痞流氓组织便衣队准备实行暴动”等情况。王树常得到报告后，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研究对策，然后分命各保安队严加戒备，发足枪支弹药。为防备事变突然爆发，他命令公安局以“外交紧张”、“地方不靖”等为由，从1931年11月1日起，提前施行“冬防”.同时，王树常命令第二军做好保卫天津的准备，以防日军增援部队由塘沽登陆。
1931年11月8日夜10时半，果然有便衣队约2000余人从天津日本租界海光寺冲出来，手持各种枪械，向天津市内射击，攻击的重点目标是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公安局和警察署。但保安队及警察早已严阵以待，经过激烈交火，便衣队节节败退。
1931年11月9日，天津公安部队已抓获便衣队暴徒61人，将其中抢烧淫掠为首分子10人就地枪决，37人押往北平，其余解往第二军军部。经审讯，得知便衣队暴动总机关分设于日本租界的大同公寓、万国公寓、太平里等处；缴收自暴徒方面的枪械，除日本陆军三八式步枪之外，还有沈阳兵工厂所造枪械，后者是在日军占领沈阳之后落于日军之手再运来天津的。王树常即命令悬赏捉拿张璧、李际春，生擒者每人3000元，击毙者赏1500元。
驳斥日本驻屯军
不久，公安部队发现日军山炮榴霰弹一枚，弹上镌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样。而在所捕获的便衣队暴徒身上缴获的手榴弹也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样。此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却以骚乱“实已危及日本租界侨民生命之安全”为由，强行要求中国当局将中国保安队和警察自动后撤300米。否则，“将采取自由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发表声明称：“目下之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预中国之内部问题。为此声明，日军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态度，凡不企图损伤日本国家军队之尊严与危及日人之生命财产者，日本皆当力予保卫。此次天津附近之骚乱，不特外侨之不幸，亦中国人民之不幸也。余深望治安早日恢复，使中外人民同享和平快乐之生活。”
王树常随即驳斥香椎说：“闸口交界处及各线正在激烈战斗中，我不能单方停止战斗而后撤300米。”但日军不断纠缠，王树常见保安队已打退便衣队的进攻，为预防事态扩大，同意后撤300米。
在平定便衣队暴乱中，有4个化装的日本兵被抓获，经审讯，他们承认是执行谍报工作的。不久，日租界派了一个宪兵少尉到省政府见王树常说，大日本皇军宪兵“穿衣服有他的自由”,还要求赔偿“医药费、服装费等款500元”.为了不给日军借口，王树常答应放人。当提出那几个日军罪犯时，这几个日本兵装作不能站立，由别的日本兵搀扶上车。
对此，王树常说：“日本在东北，是强盗行为。在天津，则是贼窃手段。一面是抢抢夺夺，一面是偷偷摸摸。”由于土肥原发动的骚乱被中国方面击溃，所以他虽已将溥仪带走，但向天津增兵的企图却以失败告终。而王树常在停战间隙召集各国记者前往现场采访，并出示证据，这也让土肥原“给中国抹黑”的企图无法得逞。
昙花一现的第二次暴乱
据说当暴动失败之后，土肥原贤二羞愧难当，打算切腹自杀，可是这时他刚好接到了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发来的电报，指示他继续进行工作，土肥原随即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31年11月26日晚上8时许，土肥原发动了“第二次天津事变”,但很快又被天津当局公安部队击败，最后只得采取无赖手段。第二天，日驻屯军司令香椎向王树常提出“要求”称：中方应即时中止“敌对”行动；中国军队须退至天津20里以外。
在南京政府既无完整对策，又无力支援的情况下，为避免再给为日军趁机扩大事件的借口，王树常让张学铭将保安队主力撤到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