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有三张写字台，分别放在办公室和家里。常常是这篇文章写累了，就去另一张写字台上写下一篇，既调节思路，又消除疲劳。他笑言：“几项工作同时开工，常换思路，看来效果比较好。”这被朋友们称为“游击工作法”.

　　采取“游击工作法”的重要原因在于季羡林治学严谨。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期间，德国学者的研究思路，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季羡林称这种思路为“彻底性”,即充分利用各种资料，使研究成果不说空话。他有7间居室，其中6间外加走廊都堆满了各种文本的藏书，达数万册。季羡林坐拥书城，写作时摊子铺开，相关书籍、资料摆在桌上，虽然看上去比较凌乱，但这可以减少麻烦，提高工作效率。

　　“游击工作法”的前提是季羡林的勤奋。即便十年浩劫中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期间，他仍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9万余凝聚心血的诗行，写下中国文化史浓重的一笔。多少年来，季羡林每日凌晨三四时即起，点亮燕园北端最早的灯光。清晨及整个上午他都沉醉于学术研究中，午饭后稍憩片刻，又开始紧张地工作。

　　后期，随着各种会议、人员拜访、社会活动的增多，季羡林每天的时间被分割得非常凌乱，他就充分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自称：“不少会，半个耳朵就能掌握，别人鼓掌时，我跟着鼓掌。余下的时间，我就思考书读到哪里？资料怎么收集？”继而他又说：“北宋欧阳修读书、写文章，多在‘马上、枕上、厕上',我呢？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