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屈服的东北人民和不愿做亡国奴的部分东北各地驻军及警察队伍，纷纷在各自地域自发地组织了抗日自卫军（义勇军），率先与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当时，张学良在北京派密使黄宇宙携其手谕赴东北联系各地驻军和警察举旗抗日。时任吉林省通化县县长的裴焕星、省边防旅驻通化二团团副孙秀岩等人积极响应，并被编入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义勇军）第16路军。
1932年4月21日，辽宁陆军步兵第1团中校团副唐聚五，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策动下，在桓仁县城南关师范学校体育场举行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誓师大会，公开举起抗日大旗。
自卫军设33个路军，其中第16路军司令孙秀岩，驻守砬子沟（鞑子沟），当时，在通化地区，只有通化警察局长孟瑞堂不肯听从调遣。于是，孙秀岩派在通化警察局工作的好友姜中天与姜伯魁、张玉琛等有影响人士联系，并与全城及区村各警察、保甲联络，准备秘密起义。大家定于1932年4月25日向通化城内集中，杀孟瑞堂后占领各重要地点。
进驻通化县城
这时，驻守接壤的桓仁县辽宁民众自卫军总部与孙秀岩同时派人向驻通化2团团长廖弼宸疏通说：意欲举旗抗日，请于芷山旅长为总指挥，廖团长为副指挥。廖弼
宸虽然不想抗日，经过竭力劝说，又不想背负叛国骂名，于是就勉强应允。
起义当天，中队长王常胜急于立功，竟率数人持枪闯入警察局直奔局长室，在刚近窗前就匆匆开枪，子弹从孟瑞堂的耳边擦过。孟立刻举枪还击，王常胜倒入血泊中，孟的亲信同时开枪，双方发生枪战。
各区警察，此时皆向县城集中，一时秩序大乱。孟瑞堂见众寡悬殊，势单力薄，乘黑夜时匆匆逃走。姜中天等率警察维持城内秩序。廖团长也协助维持，并看管日本驻通化领事及日本侨民。第16军司令孙秀岩高举绣有“救国爱民、杀敌讨逆”的军旗，率部队自砬子沟进驻通化城。
通化县县长裴焕星决定落下日本军旗，改升青天白日旗，与县各界人士沿路欢迎义勇军，特别是各校师生喊着口号，舞动各色小旗表示热烈支持。街上处处张贴“欢迎第16路军官兵进城”等标语，并召开市民欢迎大会，其间，众自卫军军官让廖团长宣誓就任副总指挥之职，同时拍照留纪。廖弼宸自谓一团之长，开始不应，然已陷入抗日大潮之中，后来也只得从之。
挫败日军突袭
事后，日本领事密报详情，起义者已达14县。一时日本的东京、大阪，中国的沈阳、大连、东三省各报皆用特大字号登载。日本关东军大惊，立即派日本武装警察264名，由中队长酒井绍二率领，自山城子下车，经柳河急奔通化，以保护日领事和侨民为名，实欲袭取。孙秀岩闻讯，即率步兵一个连、大刀会80名前往迎击。廖弼宸佯装助战，率领部队随后出发。日本警察军队此时已踞通化城25里的横道河子，城中顿时形势恐慌。孙秀岩连夜自前方驰归，逐街巡行，百般劝慰，力促局势稳定后，又带一连人马，驰往火线督战。而廖弼宸此时却带领队伍偷偷向山城镇退去。
日军其时以为我自卫军无备，长驱直入。不料我军兵分二路，从过河道子占据两侧，及双方刚一接触，自卫军锐气久蓄，待机发泄，一见日军，都怒不可遏，立即从正面开始阻击。日军也以机枪扫射。这时，另一路大刀会士兵从敌人后面奋勇冲入敌群，与敌人肉搏。日军的重武器立即失去作用，而我军长矛白刃，正好利于近身肉搏。日军大惊，扔下机枪两挺后逃走。我军两路合为一路追杀。一直追至二密，正赶上前方有日军一小队前来增援，才使逃跑的日军退至一山顶暂时喘息。孙秀岩令自卫军将山顶团团围住。日军数次下山突围，皆被自卫军杀退。接着又有两个日本警长率百余人做最后之突围，与自卫军大刀会遭遇山麓田野中，日军以枪接刺刀格斗，惟笨重而不灵便。自卫军大刀会皆手持长矛，且武艺高强、尽施精技，不久，日军已经伤亡过半，两个警长也被大刀会四人围住刺死。后来清点战场，发现前后共击毙日本警察120余名。缴枪128枝，机枪3挺，子弹一万发。我军大刀会队员牺牲27名。
日军撤出通化
此后日军不敢下山，连续被困三天，水道断绝。无奈，日军中队长酒井派人找16路军说“甘愿求和”.孙秀岩乃电请桓仁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派员办理，总司令唐聚五立刻派交涉处处长孟伯钧前往。孟至通化，即与16路军司令孙秀岩、县长裴焕星与日军领事交涉。日方中队长亦派西田实持公文向我方道歉求和。甘愿只保护驻通化领事与侨民撤出通化，不再进行军事行动。我方提出：
1.日军须退出通化县境，不作军事行动，然后谈判；
2.日军警察如保护领事侨民出通化，须向通化县政府正式声明，出于自动并非逼迫；
3.日军警察及领事侨民退出通化时保证安全；
4.日军出通化事，由通化县政府妥善处理；
以上条款驻通化日领事兴津一郎均予承诺。于是，日警退至柳河柞木台，“静候接受日人”.
我方于是筹备车辆，于5月9日以大车42辆，将日领事馆员、侨民54人、鲜侨276人，公私物品送至目的地，与日本警察安全交接后，由日领事兴津一郎出据“安全完整交接证书”.其馆址及残留物件，也封存予以看护。
自此，日军警察部队一兵一卒未能进入通化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