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并非第一个。

混淆“公”“王”之分

    西汉文学家刘歆批注《尚书》时，在说到西周时期周公旦摄政辅佐幼主一事时，对周公旦同时使用了“公”与“王”两个称呼。若不深究，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一千多年后，痴迷训诂的清代学者宋翔凤却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刘歆在造假。因为在商周时期，“公”与“王”有严格区分，当年周公旦辅政是因为周武王刚驾崩，武王之子周成王年幼，政局不稳，朝廷动荡，当成王长大后，周公旦便将大权还给了周成王。所以，忠心耿耿的周公旦只能被称为“公”,而决不能称为“王”,否则就有篡政之嫌。

    其实，这并非是刘歆的笔误，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刘歆当时正是王莽麾下的红人，而企图篡汉的王莽曾自比周公，做了西汉王朝的“安汉公”,于是刘歆故意混淆“公”与“王”两个字，为自己的主子王莽篡位制造舆论准备。这一字之差的背后，却包藏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却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王莽灭掉西汉当上皇帝后，刘歆深陷政治漩涡不能自拔，这也是这位国学大师受到后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改动经书署上自己名字

    东汉后期，朝廷腐败，宦官专权。由于官吏选拔制度出现了纰漏，部分读书人作假蒙混过关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得到掌权者的赏识，他们铤而走险，贿赂朝廷大臣，将一些经书上的文字稍加改动便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成了权威。以至于后来“诸生竞利，作者鼎沸”.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皇帝建议打假。文学家蔡邕等人还为此提出了两条打假建议：首先废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选拔方式；其次从源头上入手，刊定各种典籍，以减少作假的可能性。汉灵帝采纳了第二条，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规范各类经书典籍，并刻于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

    魏晋时期，虽然政局不稳，但思想文化方面却发展很快。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对老庄学说推崇备至，争先恐后地批注《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其中，“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批注的《庄子》独具一格，《世说新语》曾评价其“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只可惜他还没有批注完就因病去世了。后来，西晋玄学家郭象也批注《庄子》，引用了不少向秀的观点，但却没有加以说明。应当说，郭象注的《庄子》是向秀注的“述而广之”,“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因此，郭象虽然是研究老庄的知名玄学家，但他引用向秀观点却不注明出处的做法，还是受到后人批评。

乾隆诗作多为他人代笔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一生痴迷于写诗，总共留存四万多首，然而质量上乘的却寥寥无几。其实，乾隆的许多诗作都是他人代笔的，一些质量不错的诗作也多是经过御用文臣润色过的。其中大学士沈德潜的功劳最为突出，因此沈德潜生前备受乾隆宠爱。沈德潜死后，其门人整理他的作品时，把他为乾隆代写的诗也收录了进去，令乾隆恼羞成怒，急火攻心，便下令把沈德潜的尸体挖出来鞭打，还查抄了沈德潜的家，可见学术造假这种事是不足为外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