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长女忆父亲:咬口生姜喝口醋

时间:2015-10-16 08:22来源:大西北网-科技鑫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张治中

 

    1911年,中国大革命。21岁的张治中浑然不知当时社会酝酿的急剧变革。从16岁开始,他一直在安庆、扬州过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在那个立宪、共和和革命激烈交锋的时代,年轻人的出路如同针眼的缝隙,一部分人屈身穿针而过,妥协于当下;一部分人挺身拴针而起,与体制决裂;更多的人则连针在哪里,都遥不可及。


    而张治中,就属于后者。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作为底层知识青年的张治中的崛起,此刻看不见一点影子。但是,与体制决裂的一群人改变了他的命运。


    因此,这又是一个让利于未来的时代,张治中的辛亥年间往事,是个人的向上螺旋上升之路,也是个体和国家挣扎的缩影,而民众和民族的未来也在此埋下了伏笔。


    从16岁少小离家谋生到36岁身兼八职,张治中用20年的时间让人生上扬。此时,36岁的张治中不会想到,此后的时局变迁、风云际会,让他不断面临抉择。所不同的是,辛亥年间的抉择影响于个人,而此后的抉择影响于国家。


    或许,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一个侧面,1911年的这个计划外偶然事件,让一个人的人生更有力量,张治中只是其中之一。

 

 “咬口生姜喝口醋”


    父亲人生所有的经历,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


    父亲1890年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父亲的私塾读书岁月,吃饭是与两位同学共同“起爨”,即出米合伙做饭,小菜自理。见富家孩子吃肉,父亲嘴馋想吃肉,话传到曾祖父耳里,曾祖父说: “肉嘛,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父亲听了很后悔。


    晚年父亲回忆童年生活时候感慨地说:那是“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父亲14岁考秀才时名落孙山。由于家境十分清寒,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去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偶然看见一张包杂货的《申报》上刊登“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他惊喜若狂去报考。


    父亲拿着祖母七拼八凑筹来的24块银元,独自外出闯荡。临行前,奶奶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寓意是在今后的岁月里,要能够承受所有的苦辣辛酸,只有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这年,父亲16岁。


    “咬口生姜喝口醋”是父亲的人生格言,也是他教育我们子女常说的话。父亲所有的经历,几乎都打上了这句话的印记。无论是青年时遭遇不公落榜,还是后来当“备补士兵”和“备补警察”食不果腹,以及在战场上浴血奋战,靠的都是这种尝遍苦辣酸甜的坚韧。


    后来,父亲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将这句话写成一块横匾,以省身心。父亲对我说:“我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

 

安庆陪读


    在这里,我要认真地讲讲父亲早年的经历,他的人生抉择很有意思,如果当年留在安庆没有去扬州,他的人生方向就会转向,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张治中了。


    迈出了人生第一步的父亲并没能如愿在安庆考上陆军小学。他步行7天,走了300多里路到安庆。父亲打听到陆军小学招生的具体情况让他大吃一惊,学校分到巢县的名额只有一个,早就已经内定给了巡抚衙门的关系户了。


    上安徽陆军小学的希望落空了,可是他还不死心,就滞留在安庆等待机会。父亲的同伴中有两位是唐启尧的本家。清朝末年,唐启尧是督练公所的总办,人称“唐军门”.


    就这样,父亲为了省钱就沾了同伴的光,栖身在唐启尧公馆篱下。父亲不是白住,他要陪着“唐二少爷”读书,同时准备第二年再报考安徽测绘学堂。唐启尧的二哥是一个秀才。有一天,他来到唐公馆,看见这个陌生的乡下人,大声质问他:“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一起住公馆里吗?”


    父亲当时十六七岁,听了他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羞愤交加。父亲曾经说,“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被人欺负。”


    他决定走了。父亲不知道何去何从,想到了扬州十二圩的远房亲戚。

 

扬州栖身


    父亲曾经去过一次扬州,那一次他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艰辛。


    那是父亲考秀才落选而又无力进学堂的时候,他听说扬州要办一个随营学堂,父亲便到十二圩去投奔父亲的祖母家姓洪的远房表叔。这位表叔当一名哨官,专门负责保护盐务。


    开始,表叔对父亲还是不错的,但是父亲报考的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办,对父亲渐渐就冷淡起来。他说自己吃的是“冷眼饭”,就是“冷眼饭”也吃不饱。父亲有时候一个人坐在船头,对着河水落泪。


    虽然他耐心等待随营学堂的开办,但是终未能如愿,他听从表叔的劝告回家了。这也是一段父亲心灵上难以忍受痛苦的时光,寄人篱下的苦况也让他后来不忍再去回想。


    在离开十二圩时,这位亲戚在给他旅费的同时,也给了他一张账单,把原来给父亲的零用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一共是13元钱。他还让父亲写下一张“借条”.父亲回到家的第二年,他就派人找我爷爷要去了。


    可以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父亲绝对不会再去十二圩。但是,父亲还是去了,他想知道随营学堂到底开没开。可到了扬州之后,发现随营学堂还是没有开办。父亲进随营学堂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

 

当备补兵


    命运仿佛在折磨这个寻找出路的少年。无路可走的父亲决定去当兵,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他来到当地的盐防营,可是这个营里没有正额兵可以补,只谋得了一个“备补兵”的资格。这是个可怜的兵种,根本没有兵饷,父亲的吃住都成问题。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伙食圈子”.父亲唯一的办法是去当铺当东西。最初是当衣服、零碎东西,后来都当光了,就当汗褂子。有一次,父亲去15里外的县城跑了一个来回才当了4毛钱。


    而住也很麻烦,虽说是住在兵营里,但没有固定铺位,遇到一个铺位是空的就补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就睡不成了。父亲曾感慨地说,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子,到处找地方睡,清晨又抱着这床被离开。


    备补兵是有工作的,但是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后,就代替站岗或者跟随正额兵去上操。唯一的希望就是等正额兵出了缺,就有补上去的机会了。这个机会并没有出现。父亲在盐防营干了3个月,感觉岁月蹉跎,决定离开。

 

当兵不成干了警察


    1911年,父亲的生活非常平静,站岗、学英文和算术、看报纸、读杂书、捡字纸。从十二圩出来,父亲第二次去了安庆。这是因为他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但是,他到了安庆之后发现这个学堂并没有招考。他住在一个很小的旅馆里,渐渐就维持不下去了。


    无奈之下,父亲决定去参加安徽新军,当时要成立一个混成协。混成协是清代军队编制单位,相当于后来的旅。父亲感觉机会来了,就去了。可是,父亲投新军并没有成功。那时候,当兵也是要有一套手续的。征兵是由地方保送的,父亲没有这些手续,无法去办,当兵又是没有当成。


    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去寻找些小事情做,但是小事情也找不到。最后,他不得已补上个测绘学堂的一名传达。


    父亲住在测绘学堂的门房里,一面当传达,一面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负责引导宾客或学生,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这个“听差”的工作对满怀抱负的父亲来说是个非常苦闷的差事。


    他想,新兵当不成也就罢了。现在当起了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还不如去当一个警察呢。但是,按照当时的警察制,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人家请假不站岗的时候,你去替他站岗。每站一次是三个小时,每一次40文。


    他曾经告诉我:“安庆人家普遍都烧芦柴,我住在警察分局的时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巡警局的厨房也是烧芦柴,堆在厨房的一角,我在晚间就倒在芦柴堆上睡觉。最怕的是夜间站岗,而正额警察请假,偏偏常在夜间十二时到三时,乃至三时到六时。那时正是冬季的寒夜,衣服不完全,冷得直打战,但也只有咬紧牙关,从芦柴堆里爬起来,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别人的制服,挟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孤悄悄站立街头,冷对着一片凄凉暗淡的夜景,真是万感交集,不知不觉地想到茫茫人生,我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在这两三个月里,他还是没有能补上一名正式警察,测绘学堂招考的消息仍然遥遥无期。这时,父亲的一个同学方若木来信,说扬州有个巡警教练所在招考。父亲离开安庆去了扬州。在扬州,父亲通过了考试,顺利地进入巡警教练所。巡警教练所只有几十名警察学生,教学生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三个月后,父亲终于补上了一名正式的警察。过去的“备补兵”、“备补警察”的痛苦经历依然历历在目。难掩喜悦,他提笔给家里写了封信,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回去了。


    1911年,父亲的生活非常平静,站岗、学英文和算术、看报纸、读杂书、捡字纸。父亲喜欢看有字的东西。有一天,父亲在街道拐角处墙上看到一则广告,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父亲从未学习过英文,决定去登记处报名。


    执勤警察的业余时间比较多,别人都用来逛街、打牌,而父亲则埋头看书。父亲有个习惯,就是“捡字纸”,每看见带字的纸张都要捡起来看看。每天,巡警局里清扫出大量的垃圾,在垃圾堆里有许多字纸,父亲左手提着一个破篮子,右手拿着两根长长的细棍子作为钳子,当垃圾清理出来后,他就用棍子翻来覆去地把字纸找出来。父亲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什么叫细菌,就这样天天用两根小棍子、一个破篮子从垃圾堆里捡字纸。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仗


    1924年12月,他正式进入“黄埔”,从此开始了受蒋介石重用的漫长人生。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后,父亲离开扬州去上海投了学生军,准备参加北伐。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领导南京临时政府,上海学生军奉命调往南京进行改编。陆军部将各地来南京的学生军混合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父亲被编入第一营。


    父亲晚年回忆说:“(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仗,就是北伐,打死了是光荣的;如果不死,希望可进陆军学校,将来当一名正式军人。”但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差点让父亲被开除了。还是在入伍生团。有一次,父亲与一些同学在操场上学踢足球,被一个同学用钉鞋踢破了腿,出血、化脓,课也不能上,操也上不了,父亲好生着急。这样的学生让人觉得累赘,连部曾经开会主张开除。幸亏他的表现别人看在眼里,有几个排长不主张开除。晚年,他的腿不好,还时时感叹说:“这一条烂腿,险些误了我的前途。”


    1912年冬季,由保定南下,南京入伍生团被送到武昌南湖,父亲来到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入学,学校的前身是前清陆军第二中学。巧合的是,1926年底至1927年,父亲在这所军校的旧址上办学兵团,他将校舍翻新、配置了发动机,决定要“重兴南湖”.


    1914年11月10日,父亲从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保定入伍。


    1917年,孙中山先生率海军赴粤,树起护法运动旗帜,父亲到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不久,父亲参加了征闽战役。他加入滇军第四师第八旅,任上尉差遣。实际上,父亲没固定工作,是个编外人员。


    父亲曾说自己的办事能力在送子弹这件事情上有显现。他奉命运输子弹,由几百个挑夫挑,走的是旱路。当时,父亲没有一点运输事务的经验,但是他没有遗失一箱子弹也没有一个挑夫逃跑。他穿着草鞋,从队首走到队尾,从队尾走到队首,鼓励、招呼、勉励挑夫。长官后来嘉奖他能干。


    旅长看见他练兵有方,就下令再凑集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他当队长。这样,父亲就脱离上尉差遣的名义了。


    说来也怪,父亲的求学之路非常曲折,好不容易上了保定军校,可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他仍然长期郁郁不得志。在滇军、桂军、川军中,他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


    蒋介石从保定同学口中得知张治中善于用兵,勇于作战,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授衔上校。从此,父亲步入国民党军事阵营,而蒋介石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1924年12月,他正式进入“黄埔”,从此开始了受蒋介石重用的漫长人生。这一年,父亲已经35岁了。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他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他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东征战斗激烈,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父亲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父亲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接下来,父亲一人身兼八个职务。


    蒋介石先后委任父亲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父亲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父亲被任为军官团团长。


    那时候,母亲说,这么多的职务让父亲疲于奔命,他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往来于广州与黄埔之间,忙得连中饭、晚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常常到深夜12点才想起来吃晚饭……


    张素我:张治中长女,1915年生,英国西南大学肄业,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曾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等职。据人民网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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