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

    当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学家参与编写，通过15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在第二阶段考古工作中，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等，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齐全、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认为，历经37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等共同主办。研讨会上，多位学界专家纷纷表示，陶寺遗址发掘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和论证，对陶寺文化的来龙去脉做系统性、多学科的统筹整理。

    “重视对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统筹好陶寺遗址与当地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衔接，做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等，都将是下一阶段需要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