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商人亨特的记载，清代，广州十三行，除了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行商，还有大批被后来称为“走鬼”的小贩大军，聚集在商馆区广场沿街叫卖。
之前，亨特曾目睹因轿夫碰翻了一桶准备出卖的鲜鱼，地方官员的轿子被愤怒的民众砸碎的事情。但那些常被巡役驱赶鞭打的小贩，却从不与“城管”发生冲突。
热闹非凡的十三行小贩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广州自古以来商业气息浓厚，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商人巨贾，而精明进取的当地居民当然不会放过每个发财致富的机会。
例如，自1757年“一口通商”以来，广州十三行不仅造就了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行商，还有大批居民加入“小贩”大军，在商馆区广场沿街叫卖。
1825年，13岁的美国人亨特随商船来到广州，学会了中文，后来在美国人开办的旗昌洋行工作，一呆二十年，并写下了《旧中国杂记》。其中对当时官府巡役和广州小商贩的描述，可窥见当时“城管”与小贩“猫鼠游戏”的旧照：
这些小商贩有卖咸橄榄、卖花生、卖糕点、卖茶水、卖粥的，还卖许多其他吃的喝的东西。后来，又来了一个卖滑稽曲本的。他把曲本在地上摆开以后，就会用假声高唱一段曲子，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唱的时候带着可怕的颤音，使听众们大为开心。
离他不远的地方可能看到一个变戏法的，观众们都蹲在那儿惊奇地看他变那品种不多的戏法，同时不断吹嘘他接下去还要做什么什么。还有鞋匠补各种各样的旧鞋，裁缝在整治那些早已失去新鲜光泽的衣服。还有翻修油纸伞的；还有一个编织细藤条的，用这种藤条做成的大圆帽子难看得要命。
除了这许多有专门手艺的游民之外，还有这样的人，总用茫然的眼光盯着过往的外国人，身上唯一的衣着是一件只遮住腰部的袍子，腰间系着一条绳子；然而手里却经常有一把纸扇或葵扇，用来遮太阳或扇风。
这些人和其他人，各色各样的游民和流浪汉，构成一种即使不算赏心悦目，至少也是热闹生动的景象。
经常诉诸武力的“城管”
这番景象在当今看来，仍然相当熟悉，因为小贩们依然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为谋生糊口而继续吆喝着叫卖着。同样相似的是，小贩占道经营，带来治安、卫生、行业管理、城市形象等问题，那清代广州的“城管”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其实，清代的广州城并没有专职的“城管”去驱赶小贩的，只是驻扎在十三行商馆区守卫所的士兵。这10到12名士兵，履行警察的职责时，是为了防止中国人骚扰“番鬼”,避免发生“民夷冲突”.
这些“城管”不仅没有定时巡逻，经常要等到有人举报敦促才出动执法，而且执法一点都不文明，经常诉诸武力：
这样的集市可能一连好些日子不受到干涉。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个闯入者，只要临时一个通知，就会把自己赶走的。一旦这种集市令人感到厌倦，而且使我们去牡驴尖的路不能畅通，我们就会通知首席通事老汤姆，让他敦促当局清理广场。
突然，从同文街和美国馆的拐角处出现了巡役，手里挥舞着鞭子，向着它所能达到的人的头上和肩上打下去。尽管巡役平时也知道这些人占据广场是不“合法”的，但很少去干涉他们；然而只要一叫到，他们毫不迟延，马上就来。
就像变戏法一样，那些闯入者收拾起他们的货色，一阵风似地跑了。难免的，总要弄坏一些曲本、坛坛罐罐什么的。人们并不抵抗，只是偶然会有人因为想要捡起失落的扇子，或者想把腌制食品、茶杯之类收拾起来，头上或肩上就会挨到那么一鞭子，算是帮助他快点动作。
“和谐”的“鼠猫游戏”
可见，清代的广州小贩挨了不少鞭子，在被驱赶时也是带上货物夺路而逃。
可以想象的是，这些小贩知道是“番鬼”举报而招来巡役，他们在各自逃跑前也会高呼“走啊，番鬼来了！”来通告其他同行，从而逐渐缩略为“走鬼啊！”后来便有了“走鬼”成为小贩的代名词。
当然，也有人认为“走鬼”是起源于离广州不远、同样也是操粤语方言的香港或澳门，因为当时驱赶小贩的都是被称为“红毛鬼”的洋人，或印度人或葡萄牙人，小贩为了及时通风报信也大喊“走鬼啊！”
对于这一称谓的起源，还需要进一步根据史料深究考证。而现有史料可以确定的是，清代的“城管”与小贩也是上演“猫鼠游戏”,驱逐过后不久又出现小贩的身影：
于是，清幽宁静取代了歌声和戏法，我们又完全享有整个广场。然而不久，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同样是那些唱曲子的，补锅、补碗的，变戏法的，又再出现了。起初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后来就成批来了。
这样巡役又会再来，于是奔逃和鞭打不断地重演。这给旁观的“番鬼”带来很多快乐，很少会有人感到愤慨。
如今，关于城管与小贩冲突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和社交媒体，但围观的我们，并没有像清代来华经商的亨特那样感到快乐，反而更多的是愤慨。既然无牌摆卖的现象由来已久，也是低层民众不得已的谋生之计，执法部门更应该做的是疏导和立法管理，而不是硬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