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幕。展出的441件文物中，金光闪闪的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板等诸多金器，分外引人注目。截至目前，海昏侯墓主墓已出土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金器总数达378件。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
经过文物部门测量，展览中的麟趾金重量在76.12克到83.36克，马蹄金重量则基本在237.66克到246.29克。而且，包括金饼、金板在内的这些金器纯度在99%左右。
在开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海昏侯墓主人已被确认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也就是历史上的汉废帝。身为第二代昌邑王、仅仅在位27天的西汉皇帝，以及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竟拥有如此之多的随葬金器，这是否可以证明，西汉黄金保有量的确惊人呢？
令人不解的是，进入东汉，巨量黄金却突然消失。文献中，黄金赏赐极为少见，即使有，也仅为十斤、百斤，早已不是西汉时期动辄万斤、几十万斤那般“豪气”.
西汉巨量黄金从哪里来的？ 从西汉过渡到东汉的短短十余年间，巨量黄金到底去了哪里？ 为什么会在东汉突然消失？对于这些问题，历代学者作了种种推猜和考证。
西汉巨量黄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西汉“多金”,素来是历代史学家的定论。早在 《宋史·杜镐传》 就有记载：宋太宗问杜镐“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清代顾炎武的 《日知录》、历史学家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均有论及汉代黄金之多。我国着名货币史学家、钱币学家彭信威先生在 《中国货币史》 一书中统计：高祖刘邦赐金42550斤，惠帝68斤，高后110009斤，文帝12000斤，景帝1102斤，武帝806940斤，昭帝2420斤，宣帝680斤，元帝540斤，成帝3660斤，哀帝680斤，平帝200斤，合计西汉赏赐的黄金数量应逾百万斤 （汉代一斤约等于现代250克），折合当今约250吨左右。而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黄金储备是1762.32吨。这也就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光是帝后用于赏赐的黄金，已达到现代黄金储备的15%左右，可谓惊人。
翻开《汉书》，赏赐黄金的例子不胜枚举，且动辄万斤、几十万斤。比如，因北击匈奴，卫青及其部下“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语出《史记·平淮书》）、梁孝王“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语出 《史记·梁孝王世家》）等等。
毋庸置疑，西汉黄金数量之巨，得益于前朝的积累。春秋战国，货币尚未统一形制，各诸侯都视黄金为珍宝，无不尽力搜罗。《战国策·卷十六·楚三》记有“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管子》中曾提到“楚有汝汉之金”,可见楚国境内的汝汉流域在当时已是盛产黄金之地。
实际上，在楚国流行的“郢爰”,是目前中国发现并已着录的最早的黄金货币，在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都有出土，每件约重250至260克，含金量多数在93%-97%之间。秦统一六国后，天下财富都聚集在秦王朝的宝库。秦朝二世而亡，前朝的财富很快流转到了西汉。
汉代冶炼技术的发达，也大大提高了黄金的开采量。《汉书·贡禹传》有记载说：“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从中不难看出，在西汉元帝时期，从事矿产冶炼技术的人数众多，威胁到农业生产的维系，甚至到了要罢免开采矿产官员的地步，以复兴稼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段清波教授介绍，在罗马史学家眼里，还有另一种观点。他们对西汉时期罗马与中国的外贸交易耿耿于怀，认为罗马花费了数量巨大的黄金来购买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比如，一种名为“缣”、双经双纬的粗厚织物，可以用来制作衣服、口袋，中国的时价是400到600多个铜钱一匹，但在罗马市场上，却与黄金同价，即一两黄金一两缣，一匹缣约25两重，即可换取25两黄金。
据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统计：西汉时，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一万万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18250塞斯特斯折合约1克黄金）流向中国，以及丝绸之路中途的安息等地 （即现在的伊朗）。也就是说，罗马帝国每年要付出5吨以上的黄金，向中国采购丝绸等物。难怪罗马的史学家会抱怨，用黄金换取中国的丝绸，是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如此之多的黄金，究竟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呢？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为今人提供了丰富的答案---金饼、金板、马蹄金和麟趾金。
缘何消失：良币说佛事说外贸说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实施新政，四次进行币制改革。对此，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认为，这是西汉巨量黄金到东汉突然消失的谜底所在。所谓黄金从东汉初年起即突然消失，是说黄金自那时开始，不再作为货币使用，既然不再是货币，当然就不会再在市场上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把具有忠实价值的黄金和优质铜钱收藏起来，不再拿出来使用，这就是劣币之所以能驱逐良币的原因所在。
良币被驱逐，不是说良币被淘汰，而是劣币把良币驱回到各自的金库中，不再在市场上露面了。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其所以表现得很突然，是因为此事关系各人的切身利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自己的宝货藏起来，于是黄金就突然不见了。
不过，对于这种看法，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并不同意。
“从考古发现来看，王莽新政期间，主要流通的有两种钱币---货泉和大泉五十。这两种钱币，虽然在钱文、大小和重量上与五铢钱有所不同，但材质上同样是青铜，在形制上同样是方孔圆钱。因此，不存在钱币驱逐黄金一说。”白云翔说，在汉代，马蹄金和麟趾金基本用于皇室贵族之间的赏赐、馈赠和供奉，不作流通之用。金饼作为黄金货币使用，但在市面上也少有流通。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公元前118年） 开始铸行五铢钱，一直到东汉末年为止，除了王莽时期之外，300多年间，五铢钱一统天下。“类似于现代，一般流通的货币都用纸币，黄金在民间也有，但不会拿出来做日常交换之用。”
过去曾有说法，认为是佛事兴盛，金佛、金殿消耗巨大，导致西汉巨量黄金消弭于无形。对此，白云翔、段清波都予以否认。东汉明帝永平年间 （公元58~75年），中原遣使西域取回 《四十二章经》，佛法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大为兴盛，从“南朝四百八十寺”中也可见一斑。但从时间上来说，巨量黄金消失于东汉在前，佛教大肆兴起在后。
段清波说，以常识而论，“佛事说”也讲不过去。“众所周知，黄金的延展性非常好，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金箔，10块钱就有很大一片。哪怕一个镀金的座佛，也没有那么珍贵。从东汉时期鎏金、错金等细金工艺水准推断，给佛镀金身，不可能消耗那么巨量的黄金。”
还有一说是“外贸说”,即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主要是因为汉朝用于购买汗血宝马、珍贵琉璃等西方奇货。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解释说，西汉时期，对外贸易是一个双向流通的过程，虽然有进口，但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丝绸之路开通，贸易总体以顺差为主。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赚进的黄金，其实比外流的量要多。
“还有一种假设，古中国和古罗马做交易，双向流通中，巨量的货币黄金散落在中间地带，比如说，中亚、西亚地区。但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我们发现，在东汉时期，中亚、西亚的黄金并未出现一个突然增加的数量。”刘瑞说，因此，不能将外贸的流出作为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谜底。
史载黄金数量之巨或与计算偏差有关
刘瑞提出，西汉是否存在如史料记载中那么多的黄金，值得深思。他说，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378件金器，实属特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西汉诸侯王墓和列侯墓以前也挖了不少。比如说，比列侯等级更高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黄金就很少。还有，山东济南汉济北王刘宽墓（双乳山汉墓）的黄金量也不是很多。而且，这些都是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甚至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就是刘贺父亲的墓里，也没有什么黄金陪葬。”
为什么到了刘贺这里，就有这么多黄金随葬呢？刘瑞分析，这与刘贺的特殊经历有关。首先，刘贺是第二代昌邑王，又当过27天皇帝，通过继承父亲财产和利用帝王之职，积攒了大量黄金，存下来并带到了海昏侯国。
其次，刘贺因为受到汉宣帝的监视，没有多少机会花钱。《汉书·昌邑哀王刘髆传》中记载：“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每年8月，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也就是酎金 （汉时诸侯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而刘贺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最后，逝世前，刘贺从原本“食邑四千户”被削减至一千户；逝世后，海昏侯国被废，他的所有遗产不能被子女继承，只能深埋地下。“刘贺墓中发现这么多金器，我们不能简单推论，西汉真有巨量黄金。”
在刘瑞看来，西汉黄金数量凸显，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史料记载中，西汉赏赐的黄金，存在一个等值换算的问题；而在东汉，衡量物不以黄金为标准，照实物登记在册。“比如说，卫青及其部下受赏20多万斤黄金，可能在当时只是一个衡量的尺度。皇帝不一定要从国库中拿出这么多实物黄金，而是用丝帛、铜钱等予以替代。这次海昏侯墓出土的200万枚五铢钱，仅以一万钱等于汉代一斤黄金计算，折合约200斤黄金，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刘贺墓里有这么铜钱！”
另一方面，史料记载西汉的黄金数量，有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的偏差；到了东汉，既然不以黄金为标准，这种偏差就消失了。类似于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拆房子有产出，盖房子也有产出。“比如，给卫青时，总体上的确拿出了一部分金饼、金板等物，但到了分赏给部下和士兵时，又计算一遍。”
白云翔认为，重复计算的偏差，有可能是西汉巨量黄金到东汉消失的一个原因，但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白云翔和段清波都判断，海昏侯墓出土如此之多的金器，恰恰用实物证明了西汉存有巨量黄金确有相当高的可信度。
段清波说，刘贺的个人际遇非常传奇，由王及帝再侯的短短34年人生，结局很悲惨。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得势的“过气皇帝”、“千户侯”,都有378件金器陪葬，可见西汉出世的黄金数量之丰富。
“个人觉得，西汉关于黄金数量的史料记载是靠谱的。”段清波说，比如，海昏侯墓出土这么多的马蹄金、麟趾金，肯定是皇帝赏赐的，不太可能由被监视的刘贺私自铸造。
还有西汉流行的“酎金律”,数量有要求，成色也有限制。政府规定，诸侯国要按人口数来计算酎金，每1000人上缴4两黄金，不足1000人的小诸侯国也按4两算。以中山国为例，人口66.808万，需要交纳2672两黄金。仅酎金一项，西汉政府每年可得黄金1600斤左右。加上其他方面的赋税收入，皇帝每年的敛金量绝不在少数。新朝王莽疯狂敛金六七十万斤，也不在话下。
《史记·平准书》记载：“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这固然是汉武帝削藩的一种手段，但由此也可以推断得出，西汉黄金遍存于各诸侯王手中。
段清波补充说，西汉黄金数量突出，也可能与炼丹术的兴起有关。汉朝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金官”管理黄金冶炼，但在民间，有很多人从事黄白之术。“真金没有炼出来，却制成了多种貌似黄银和白银的假金。这些从数量上突出了西汉黄金的保有量，但质量上却不一定是高纯度的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