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管理，历来就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因为，它太琐碎，太芜杂，不只牵涉利益面广，且无休止无始终。可是，我们的古人于此却做得较为不错，值得为此甚感头疼的当今的我们借鉴一二。

    为了维护市容市貌和市场秩序，历代政府都有明确的法令和强有力的措施。

    比如商户欺街占道、乱倒垃圾现象，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对此，唐朝政府专门颁布敕令：“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后来，《唐律》又进一步提升到法律的高度：“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做买卖可以，但是必须远离政府衙门十丈，也就是今天的33米以外，离民房太近了也不行，不能少于1.7米。出圈犯界者，不用执法者伤透脑筋左右权衡，因为律法上说得明明白白：“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杖和笞都是由荆或竹板制作的刑具，各有固定的长度、尺寸和分量，打在身上的地方也是有明确规定：“决杖者：背、腿、臀分受。”该用哪个杖，打在什么位置，打到什么程度，照着做就行了。打完后，还不算完，还要令受刑者在限定时间内将擅自改变的东西恢复原状。

    《宋刑统》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秽物垃圾不倒到应该倒的地方，却倾倒到街上，不用说，不用讲，“杖六十”.而且，负责官员失职渎职，与之同罪，拉过来乒乓六十大棍。

    到了明代，处置力度更大，涉事者要“枷号一个月发落”.戴着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对于掺杂使假坑害消费者的无良商户，《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明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变质食品，以免危害他人，否则杖打九十；如果故意以有毒脯肉馈送或出售，导致使用者中毒的，要被判处徒刑一年；出现严重后果致人丧命者，要判处绞刑；因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变质食品而造成死亡的，食品所有者按过失杀人论罪；而他人因盗食身亡的，不予论罪，但须杖打九十，因为你违背了“速焚之”的律条。

    明代规定：“凡客商将验过有引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

    清代规定：“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 、“做造假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并转卖之人俱问发附近地方充军。若店户窝顿一千斤以上亦照例发遣，不及前数者问罪照常发落。”

    由于这些严厉到位的执法，知法犯法的现象大为减少，因为高昂的甚至付出性命的代价已经远远大于那点投机取巧的所得。据《谢承书》载，东汉公沙穆叫人到集市上卖掉病猪，临行前特意嘱咐，要实话实说告诉买主咱们卖的是病猪，人家乐意买图的是便宜。万不可骗人家一个好猪的价钱。清代江西茶商朱文炽，如果他的茶叶不够新鲜了，出售时节，一定会在茶叶的包装上注明“陈茶”二字。这固然不排除道德的因素，但是法令的红线绝对是最后也是最为有效的保障。

    简单、明确、合理、刚性，这应该是法令的核心特征和本质内容，也是维护法律权威和至高无上地位的根本途径。在这个神圣的王国，没有弹性的空间，没有下不为例，更没有因人而异厚此薄彼，一句话：该咋办就咋办，差一点都不行。这也是我们伟大智慧的先人们历数千年司法实践留下的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