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冯保和张居正进行清算、报复之后，小世宗万历皇帝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三座大山的第一座张居正竟然自行坍塌了，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张先生可是六十岁还不到啊。要摊在严嵩身上，这个岁数还没有入阁呢。第二座冯保，被自己轻而易举地搬去南京，成了一块弃石。而第三座大山母亲李太后，也在自己的嬉笑怒骂中退居二线，不再干预政事。这些赫赫战果，让小世宗万历皇帝十分开心。
这几年，他真正感觉到了做皇帝的快乐，感觉到了做皇帝的权威。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不久，万历皇帝发现自己陷入了新的烦恼之中。如果张居正还在世，也许能够帮助他解除这个烦恼。但现在，他要一个人来承担、来排解。那么，万历皇帝遇上了什么烦恼事呢？这就要说说他的家事了，因为皇帝的家事总是和国事联系在一起的。
万历六年，万历皇帝十六岁，在母亲李太后的主持下，也在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张罗下，进行大婚，立了一位王姓姑娘为皇后。这位王皇后举止端庄，侍候李太后特别尽心，所以深得太后的喜欢。也由于她的这个性格，小世宗万历皇帝尽管未必很喜欢她，却十分敬重她。但遗憾的是，这位王皇后没有生育。
我们刚才说万历皇帝陷入了新的烦恼，就和这个王皇后没有生育密切相关。王皇后没有生育，万历皇帝的其他女人却有生育，女儿不算，他一共有过八个儿子。
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出生在万历十年八月，这时，张居正已经去世两个月了。万历皇帝这个儿子的母亲，和皇后同姓，也姓王，但她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慈宁宫中的一名宫女。
根据《明史？后妃传》记载，这名王姓宫女和万历皇帝之间发生的故事纯属偶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浪荡少年和一个苦命女子之间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万历九年年末的一天。万历皇帝照例来到母亲居住的慈宁宫请安，见到了这名王姓宫女。后来的事实证明，万历皇帝对这名王宫女根本就没有感情，更谈不上喜欢，但这一天鬼使神差，万历皇帝却私幸了王宫女。而就是这一次的私幸，使王宫女怀孕了。
根据明朝的国家制度，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文书房宦官做记录，这个记录有个名称，叫作“起居注”.这个制度至少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了，一直传承到明朝。而根据明朝皇家的“家法”,皇帝不管和哪位女性发生性关系，这位女性都可以得到赏赐，文书房的宦官则要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赏赐的物品，都记录在案。日后一旦有“龙子”诞生，这就是依据。并且，这种事情还要向太后汇报，让太后知道儿子都做了些什么。这样，在理论上可以保证“龙种”的纯正，以防假冒。明朝皇帝的儿子是否有假冒，尚无
明确记载，但藩王中却有假冒产品被揭露。
当时不到二十岁的万历皇帝，虽然私幸了王宫女，却不想让人知道，也没有赏她物品。所以，虽然文书房宦官记载了这件事情，却没有敢向太后报告。直到太后发现王宫女怀孕，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尽管大家都瞒着，但太后还是很高兴。因为从家事来说，她就要做奶奶了；从国事来说，如果是儿子，皇位就有继承人了，这可是皇长子。特别是王皇后进宫五年，一点动静都没有，而王宫女的怀孕，说明这不育的责任不在儿子而在儿媳妇。如果是这样，儿子还可以和其他的嫔妃、宫女生儿子，自己这孙子、孙女还有得抱。
但是，当太后向万历皇帝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皇帝却顾左右而言它。问急了，干脆耍赖，说没这件事。皇帝的态度，让太后不快。她让人取来“起居注”,让皇帝自己看。铁证如山，皇帝抵赖不了，只好承认。
太后见儿子这种态度，知道他不喜欢王宫女，便好言相劝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明史？后妃传》）在太后的干预下，还在怀孕期间的王宫女提前“母以子贵”,在万历十年四月，被封为“恭妃”.四个月后，王恭妃果然生下来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取名叫“常洛”.
二、贵妃生了皇三子
尽管李太后说这个长孙的诞生是宗社之福，万历皇帝却因为不喜欢王宫女而对这个儿子心生厌恶。这就使得万历皇帝的这个皇长子、李太后的这个皇长孙朱常洛，和他母亲王宫女
一样，注定是生在皇宫、长在皇宫的苦命人。他母亲命苦，是因为皇帝不喜欢；他自己命苦，不但因为他是王宫女的儿子，还因为他接二连三地有了几个弟弟。
万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常洛的大弟弟也是一位宫女的儿子，由于不到一岁就夭折了，所以他的母亲是谁，现在已经无从知道。问题主要出在充满挑战性的老三身上。
万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母亲是万历年间的一位传奇女子--郑贵妃。就对明朝的影响而言，万历时期的郑贵妃绝不亚于成化时期的万贵妃。
这位郑贵妃比万历皇帝小两岁，是北京大兴人，入宫后不久即封贵妃。这个身份自然比宫女要高得多。关键是，这位郑贵妃不仅有贵妃的身份，还是万历皇帝情投意合的情人，是可以一起阅读作品、讨论人生、有着诸多共同语言并无话不说的红颜知己。万历皇帝爱屋及乌，自然对她的儿子格外疼爱。如果按照现在的遗传学和基因学的理论，郑贵妃的儿子也一定会比王宫女的儿子更加聪明、更加灵巧。事实上，至少朱常洵的身体要比朱常洛好得多。
朱常洛尽管后来继承了皇位，但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死时才三十八岁。朱常洵被封到洛阳做福王，五十五岁时被李自成的部下所杀。据记载，虽然被杀时吓得浑身如筛糠，身体却壮实得像头牛。
郑贵妃生了儿子，万历皇帝自然欣喜万分，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皇贵妃的公开身份仅次于皇后，而在万历皇帝心中，郑贵妃的分量比没有生育的王皇后重得多。但是，万历皇帝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给他带来无限快乐和期望的皇三子朱常洵，还有朱常洵的母亲、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郑贵妃，却给自己惹出了无穷的烦恼。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三，皇三子朱常洵尚未满月，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就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申时行来自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苏州，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由于为人友善，又不缺乏灵活性，文章还写得十分漂亮，所以得到前后首辅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器重，长期在翰林院供职，是一位典型的文化官员，是万历皇帝做太子、做皇帝时候十分敬重的老师。万历六年，申时行入内阁为大学士，并在万历十一年九月，也就是张居正去世后的一年多，接替张四维为首辅，直到万历十九年九月退休，做了整整八年的首辅。
申时行做首辅的风格和张居正不同，张居正是凡事认真，雷厉风行；申时行虽然也坚持原则，但更大的特长则是善于和稀泥。所以在他执政的这些年，人们都觉得政策宽松、心情舒畅。但现在有件事情摆在大学士们面前，任你申时行怎么和稀泥、怎么不得罪人，这件事情却是单项选择。什么问题？立太子的问题，用明朝人的话来说，就是“国本”的问题，关于国家的根本和未来的问题。
申时行和他的内阁同事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皇长子朱常洛从诞生到现在，“五年于兹矣”,已经五个年头了，按照祖制，应该立为皇太子，以定国本。当然，按实际年龄算，皇长子朱常洛这个时候是三岁半，但中国古代的算法却是按照虚岁。
这件事情如果孤立地看，申时行等人的请求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在明朝的历史上，在正常情况下，皇长子都是在幼年即被立为皇太子的，我们一个一个看：正统皇帝被立为太子时是四个月，成化皇帝两岁，弘治皇帝六岁，正德皇帝两岁，万历皇帝六岁。明太祖戎马倥偬间，才称“吴王”,便立十岁的长子朱标为“吴世子”;明成祖在确定了太子的人选之后，迫不及待地立十四岁的长孙即后来的宣德皇帝为皇太孙。所以，内阁提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是完全符合祖制，完全合乎情理的。
但是，内阁的这个请求在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看来，却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如果说按祖制，这个皇长子从万历十年八月出生到如今，将近四年的时间，你们这些大学士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早不请立、晚不请立，偏偏等到郑贵妃一生儿子，儿子还没满月，你们就请求立太子？如果贵妃生下来的是个女儿，你们会不会这个时候请立太子？你们这个时候请立皇长子为太子，是否就是针对皇三子、针对郑贵妃的？站在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立场上，这种猜测、这种疑问，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而实际上，内阁关于立皇长子为太子的请求，也确实是冲着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来的。本来是希望立嫡，但王皇后大婚八九年了，没有生儿育女，眼看是不能生育了。既然不能立嫡，只得求其次，立长。如果郑贵妃这个儿子不生，或者生下来的是个女儿，这立太子的事情也确实可以缓一缓。因为这皇长子朱常洛，不仅母亲身份低，而且自己身体也实在过于羸弱。
话虽如此，但双方都不能把事情挑明，都只能是打太极拳。所以，万历皇帝很客气地拒绝了内阁的请求：“元子婴弱，稍俟二三年举行。”皇长子身体不太好，等他长大一些，身体好一些，再立为太子也不迟。
但内阁对皇帝的说法并不赞同，所以两天后再次上疏，只是偷换了一个概念。万历皇帝的意思是皇长子身体羸弱，如果过两三年没有意外再行册立也不迟。而内阁的第二次关于立太子的奏疏，则把事情理解为册立仪式，说皇长子虽然身体不是太强壮，但在宫中不过接受一个册立文本，在文华殿不过出席一次册立仪式，如此而已，这样轻微的活动怎么可能损害皇长子的健康呢？皇长子再羸弱，也不可能连这么小的运动量也扛不住啊。
三、国本之争揭序幕
见内阁和皇帝之间就国本问题反复讨论、议而不决，一贯敢于向皇帝提意见的言官们出动了，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率先上疏，疏名是：“正名定分国本所以安、别嫌明微君道所以正”.对于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来说，姜应麟这个奏疏的疏名就取得十分恶毒。《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姜应麟以《论语》为自己立论的依据，指出：第一，皇上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郑贵妃虽然贤惠，但她只生了皇三子，而王恭妃却生了皇长子，那才是国家的根本。皇上怎么能够厚此薄彼、轻重不分呢？第二，皇上以皇长子身体不健壮为由缓立太子，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是立嫡立长，却从来没有听说过立强立壮。第三，正是有这么多的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不管背后有何背景、有何企图、有何策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皇上不把这些应该明白的道理弄明白，而是另有算盘，那你这个皇上做得也不地道。
在指出了皇帝的种种不是之后，姜应麟为皇帝出主意说，皇上想让郑贵妃晋封皇贵妃名正言顺，其实也很简单，做两件事情就够了。第一，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的同时，也晋封皇长子的母亲王恭妃为皇贵妃，并且，排名应该在郑贵妃之前。第二，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把这个国本定下来，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姜应麟的这个奏疏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皇帝和贵妃有何谋划、有何企图，但比挑明更狡猾、更歹毒，其实把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此时已经想到的和暂时还没有想到的所有谋划、所有企图统统阻断，万历皇帝自然十分恼怒。《明史？姜应麟传》记载了皇帝见到奏疏时恼怒的状态：“帝震怒，抵之地，遍召大珰，谕曰：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我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与立太子毫无关系，这姜应麟凭什么如此嘲弄我？经过司礼监众太监的反复劝说，万历皇帝才稍稍消气，把姜应麟贬往“极边”任杂职。但吏部的官员却糊弄了皇帝，姜应麟只是被贬谪到山西大同府广昌县任典史。这个万历皇帝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广昌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涞源县，距离北京虽然不能说是近在咫尺，却也不十分遥远。
姜应麟上疏的第二天，吏部员外郎沈璟上疏，说的事情和姜应麟一样：第一，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第二，王恭妃至少应该和郑贵妃享受同等待遇，并封皇贵妃。由于沈璟行文没有姜应麟那样狡猾、那样歹毒，所以只降三级。接着，又有一批官员纷纷上疏，或请求从宽处置姜应麟，或请求并封王、郑二妃，更多的则是呼吁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万历皇帝统统予以驳回。虽然如此，姜应麟等人付出的代价却得到了超值的回报。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皇帝落入了老奸巨猾的文官们的圈套之中。万历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没有其他想法，情急之下，连续下了几道谕旨，既为贵妃开脱，又为自己表白。皇帝说：“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明史？姜应麟传》）“我朝立储，自有成宪，岂敢私己意以坏公论。”（《明神宗实录》卷171）封贵妃和立太子是两回事，立太子应该长幼有序，这是大明朝的国法，朕怎么敢擅自改变呢？
正是这几道谕旨，万历皇帝等于把自己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疼爱的儿子的后路阻断了。此后凡是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反对郑贵妃蓄谋立皇三子为太子的，都以这几道谕旨为杀手锏，都可以用这个杀手锏对皇帝和贵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就在万历皇帝被这个国本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之时，有人不合时宜地跳了出来，给他增加了新的麻烦。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郑承宪向皇帝上了一个奏疏，请求一件事情，一件拎起来很大，放下来就不是一回事的事情。郑承宪要求朝廷给他已故父亲一个“恤典”,也就是给一个相当于某一级领导干部的待遇。因为这个待遇定下之后，死者的坟墓占多大的地方、墓碑用多大的尺寸、悼词用多高的评价等等也就决定了。当然，所有在死人身上做的文章，都是为活着的人服务的。
不仅如此，郑承宪的请求还寻找了一个参照物。以什么为参照呢？以当今皇后王氏的父亲的待遇。这个要求也太不懂事了吧。但这或许是郑氏父女的一种试探，试探皇帝的态度，试探官员们的反应。
文官们毫无疑问对这个请求予以抨击。因为这个要求在提醒人们，这个郑贵妃不仅想让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且时时在惦记着皇后的位置。所以，礼部毫不留情地驳斥了郑承宪的请求，并且要求皇帝降旨问罪。万历皇帝的态度也试出来了，他虽然没有答应郑承宪要求的待遇，却破例赏了五百两银子，让郑承宪为父亲购买坟地。当然，皇帝的态度招致了言官新一轮的批评。
不管万历皇帝如何信誓旦旦地不断承诺，说自己将按照祖宗的制度，立嫡立长，决不干废长立幼的事情，但文官们就是咬住青山不放松：国本不立，国无宁日。而且人们认定，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就是为了给郑贵妃的儿子留下位置。因此，皇长子一天不立为太子，他们就一天不停止对郑贵妃、对郑氏家族的攻击。
四、难过太后关
对付喋喋不休的外廷文官，仅仅是万历皇帝面临着的一层烦恼，更大的烦恼来自后宫。因为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所更难面对的，是看上去早已不管事情的李太后。文官们的奏疏他可以驳回，可以不理睬，但这个太后却躲也躲不过。
这一天，皇帝来慈宁宫侍候，太后又问起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国本的事情，问皇帝为何迟迟不愿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摆出了应付文官们的理由，如皇长子身体不好，想稍稍缓一缓。也许还有其他的理由，如皇后还年轻，未必就一定不能生育，如果能够等到嫡子，那不是更好的事情吗？
但这些都说服不了太后。情急之下，皇帝说漏了嘴。诸位听听看：“彼都人子也。”什么意思？当时内廷把宫女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意思是，这个皇长子不过是宫女的儿子，怎么能和郑贵妃的儿子相比，怎么能够立为太子呢？但就这一句话，却犯了忌讳，还把自己也绕了进去。
原来，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本来也是裕王府的一名宫女。只是因为生了太子朱翊钧，而这个朱翊钧又做了皇帝，成了万历皇帝，所以这个李宫女才成为李太后。所以，李太后闻听皇帝说皇长子是都人之子，勃然大怒，狠狠地说道：“尔亦都人子！”别以为自己了不起，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就这一句话，骂得万历皇帝“伏地不敢起”（《明史？后妃传》） .
李太后是坚定不移的立储以长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她从自己的身上得到经验，只有儿子有出息，做母亲的才能扬眉吐气。她的强硬态度，不仅仅是因为皇长子的母亲王宫女是自己慈宁宫的宫女，也不仅仅是因为同情王宫女这位弱者，还因为自己和王宫女同病相怜，因为自己就是曾经的宫女。不仅如此，李太后的这个态度也是在保护对她恭敬有加但没有生育的王皇后，如果郑贵妃的儿子被立为太子，这个皇后的位置可能也要发生变化了。
那么，王皇后的态度怎样？虽然对任何事情都不明确表态，但在国本的问题上，王皇后却有明显的倾向性。作为皇后，她当然不希望后宫有任何人逼近她的地位。这个郑贵妃已经被封为皇贵妃，离皇后只差一步。如果皇贵妃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她这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皇后岂不是任人宰割？这位看上去很贤惠、很与世无争的王皇后，用她的无声和冷漠来压制竞争对手。而且，她的贤惠、她的与世无争，也深得太后的怜惜。即使不为王宫女，仅仅是为着这位贤惠的儿媳妇，太后也要粉碎皇贵妃觊觎皇后位子的企图，要粉碎皇贵妃的儿子
觊觎皇位的企图。
以郑贵妃的聪明伶俐，对压在自己头上的这两个女人的心思不可能不清楚，也不可能不去讨好太后和皇后。但出于感情上的因素和利益上的考虑，郑贵妃显然不可能在太后和皇后那里得到支持。宫里宫外的这种态势，使万历皇帝十分不开心。如何在外廷咄咄逼人的攻
势和太后冷言冷语的嘲讽中，保护好郑贵妃及其子朱常洵的利益，成了长期困扰万历皇帝的一大心病。但是，在李太后的余威之下，万历皇帝既无逼退皇后王氏另立宠妃郑氏的手段，又无不顾舆论压力强行废长立幼的气魄，只是与郑贵妃一道，消极与外廷对抗、与太后周旋。
真是一场欢喜一场愁。
郑贵妃生儿子，本来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事情，但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竟然演绎成了明朝的国本之争。明朝将要随着这场争论的持续而折腾下去，直到以悲剧告终。那么，因为这场欢喜而产生无穷烦恼的万历皇帝怎么办？他选择了消极抗争，选择了尽可能逃避。怎么逃避？往哪里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