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亚圣孟子的母亲、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精忠报国”岳飞的母亲、晋代名将陶侃的母亲就被作为中国“四大母亲”的典范代代传诵。

    而位列“四大贤母”之首的“孟母”,又以为了儿子的学习与教育，不嫌麻烦与劳累数次迁居的形象名垂千秋。“孟母”为后世的母亲留下的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特别是她开创的“择校”与“陪读”方法至今仍然被广泛推崇。

    在中国，“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刘向的《列女传》中，首次出现了“孟母”这个专用名词。东汉女史学家班昭曾作《孟母颂》，西晋女文学家左芬也作《孟母赞》。而南宋时孩子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引证的第一个典故就是“孟母三迁”:“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经过1000多年持续不断的宣传，到南宋时期，孟子的母亲仉氏（公元前365-公元前317）就已广为流传了。以至于到今天，其影响作用丝毫未消退。

    撇开“孟母三迁”演绎出来的“环境对孩子教育成长很重要，教育要有选择性与主导性”等意义不谈，“孟母”的“三迁”本身也无可厚非。重温“孟母三迁”,有三点体会非常深刻：其一，孟子赶上了好时光。孟母带着儿子可以自由择校，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孔子老师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但“孟母”用事实说明，当时学校教育的资源仍很丰富，而且教育自主性、选择性非常强。

    另外，当时的房租等生活消费并不高。其二，抑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孟母不许孩子跟着哭丧与扫墓的人学“舞蹈”和“音乐”、跟着屠夫学“吆喝”、“做买卖”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剧了应试教育资源的紧张与矛盾。同时，还助长了“学而优则仕”之风。其三，“孟母”之教有背君子“精神修养”之法。君子是一种人人修身的学问。人生下来就是一种有思想的高级群居动物，修身之道所讲究“慎独”,并不是指“孤独”,而是“意在上升到作为普遍人性之基础的真实存在的层面”,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始终用一种自觉意识观照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