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档案馆里，保存着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这些文件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开展政治、军事、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内斗争的原始档案，被誉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为了在敌人眼皮底下保护这批被称为“中央一号机密”的绝密文件，几代地下工作者历经18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着名活动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湖南江华人陈为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智讲湖南方言说“鸽鸡” 掩护陈独秀躲过警察抓捕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是湖南江华沱江镇百家尾村人，1899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8年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习。“五四”运动时期，他和蒋先云、夏明翰等人一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湘南学联成员。
“五四”运动后，陈为人赴上海，与俞秀松、罗亦农、张太雷等人一起组织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1920年冬去苏联学习，1921年冬奉调回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共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12月和1931年春，陈为人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陈为人曾与陈独秀有过密切来往。1919年5月下旬，陈为人在北京大学经人介绍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有一次，陈为人跟着陈独秀在东皇城根一家餐馆里演讲宣传，大家听得非常认真。突然，闯进来两个京师警察厅的士兵，大声叫嚷着要抓人。眼见情况紧急，陈为人用力将陈独秀推到一边，示意他快跑，自己却用湖南方言讲起来。警察用枪指着他说：“你宣传过激，捣乱治安。”陈为人不慌不忙答道，“我说的是鸽鸡（瑶家土鸡），我是南方人，我跟大家介绍南方怎么吃鸽鸡。”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还有两个人主动出来作证，说他讲的是实情。警察听不懂陈为人的湖南方言，无法给他定罪，只得悻悻离开。
中央第一套秘密档案堪称“一号机密” 陈为人在周恩来面前立誓用生命守护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要由一名中央领导人亲自保管。1926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秘书处，下面设有文件保管处。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个文件保管处同时也是中央各机关的文件存放库，被称为“中央文库”.为保管好这些文件，瞿秋白应周恩来之请，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方法等，都作了明确、周详的规定。
到1931年，已经收集积累有20余箱档案材料，总计约l万件左右。中共第一套秘密档案就此建立，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文件存放在上海戈登路，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有“老太爷”雅号的张唯一负责。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将文件分若干次运往法租界顺昌里自家小石库门楼内。后来，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急需另一可靠人选担此重任。
1931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单线联系。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赴苏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待了任务。虽然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陈为人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开湘绣店作掩护 通宵达旦整理文件
1932年秋，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掩护，妻子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陈为人白天身着款式合时、高档的衣服，在铺面和客厅谈生意，一到晚上，他便关上店门，上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尽量减小文件存放体积，缩小目标，避开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房东的儿子是巡捕，做梦也想不到房客竟是条“大鱼”
按党的纪律，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加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传单等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以避免敌人盯梢。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和张唯一单线联系，这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联系。
中央还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也要立即转移。因此，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成了陈为人夫妇的家常便饭。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在自己工作的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长期放有火柴。他们相互叮嘱：一旦不测，宁愿焚楼烧房，毁家灭迹，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有一段时间，白色恐怖很紧张，他们搬到霞飞路（今淮海路）一户白俄人家楼上。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婆，她的儿子在巡捕房谋事，整天满街乱窜抓共产党。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家房客就是一条“大鱼”.
因为陈为人夫妇的小心谨慎，数次转移，确保了中央文库的安全。
为保护文库，连铁皮罐头都卖光了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到敌人破坏。不知情的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里返回，陈为人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他决定立即搬家。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自己早已衣食无着，但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不顾一切地租了下来，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全部“家当”--中央文库的文件档案，转移到那儿。
为了文库的安危，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的杂物都卖光了，但一楼的摆设仍然要维持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又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看着他带头跳舞，苦中作乐，我心疼得止不住流泪”
陈为人患有肺病经常吐血，没钱吃药，就把萝卜当水果吃润肺。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最后不得已，他要进步青年李慕英写信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谎称“姐姐重病”要她赶紧来上海。
韩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韩慧如这才得知姐姐被捕已有半年。后来，韩慧如这样回忆这段往事：“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日子。为凑钱按时交付房租，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我们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可怜的是那三个孩子，饥饿难熬。我怕小女孩经常啼哭遭到祸害，常把她的手指头塞在小嘴里止哭，这个女孩就养成了啃手指的习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大孩子没吃饱，说：’我还要吃。‘为人说：’别吃了，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说：’我们来跳个舞吧。‘他自己先跳，想逗孩子乐起来。看着他带头跳舞，苦中作乐，我心疼得止不住流泪。”
重新找到党组织，他高兴地对孩子们说，“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1935年底，在敌人狱中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咬定自己本来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证、物证，只好放了她。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给陈为人带来了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次接头的情景，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安全转移文件后吐血昏倒 拒绝党用经费给他看病
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接收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当众大声说道：“哎呀，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为挽救他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他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他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两次送他进去，两次他都跑出来。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无奈他已病入膏肓，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病逝。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几代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18年 毛泽东周恩来等批阅签发嘉奖电报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由徐强承担，后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因为保管地下文库责任重，风险大，生活特别清苦，其中的一名保管者缪谷稔也因严重的肺病而病逝。
经过几代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央地下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16箱104卷近两万份秘密文件，由最后一任地下保管者陈来生安全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所有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完整地交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批阅签发嘉奖电报，中共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的英勇事迹。至今，这些文件仍然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成为编写和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宝贵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