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郁达夫从青岛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北平。故地重游，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郁达夫“免票”进北平

    郁达夫是应王余杞邀请来到北平。这年7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接天津王余杞信，谓胶济、津浦路免票，可为我办，望我秋后去北平一游。”王余杞这个人在文学史小有名气，是个左翼作家，也是郁达夫的粉丝。他当时正主编一个文学杂志《当代文学》，很缺稿子，因此着急向郁达夫约稿，并答应为郁达夫办理免票，邀请其到北平一游。

    王余杞为什么能办理“免票”呢？这是因为他的身份除了是文学青年，还是当时北宁铁路局的职工，办个免票，想必不难。一个月以后，8月17日，郁达夫动身从青岛先坐胶济铁路到济南，然后换乘津浦、北宁铁路到北京。不用说，这趟出门，郁达夫坐火车没花一分钱，用的全是“免票”.

    民国铁路“免票”被滥用

    这个故事只是民国铁路“免票”制度被滥用的冰山一角。在民国，有大量各色人等，凭借各种关系，可以弄到铁路免票，从而免费坐火车。

    1927年3月，民国交通部颁布了《国有铁路临时免费乘车免票规则》。规定铁路免票分为公用和优待两种。公用免票主要是针对交通部、铁路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可以申请使用；优待免票对象是中央及地方高官、外国大使等，经交通部特许，可以使用免票。对于免票的使用方法，则规定只限于本人使用，不能乘坐特别快车等。对于免票的制发，规定“免票由路局自行制定呈部备案发行，但长期免票非先得部许可不能发出”.

    应该说，这个规则对于免票适用人员的范围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配套措施也很完善。然而，日久生弊，铁路免票很快就成了铁路一大弊政。主要原因是免票的滥发。地方军政各界、警察、货运商人常常以公务往来之名，向铁路申请发放免票。一经通融，即为常例。据当时粗略统计，各铁路局每年签发的长期免票多达数千张。有人观察，当时京沪（南京到上海）铁路头等车的乘客，几乎全是免票人员。有人甚至激愤地说：“当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几于身着中山装或佩戴任何证章者，均得免票乘车。”

    很多铁路工作人员违规向亲友发放免票，前文提到的王余杞为郁达夫代办的免票，就是这种。在民国，这种免票非常常见。

    补缴票款受表彰

    老舍的小说《火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张先生和乔先生过年回家，托朋友办免票，朋友直到除夕才给办成，他们只能除夕回家，抱怨不已：“有免票的人教你等到年底，你就得等到年底；而有免票的人就是愿意看朋友干着急，等得冒火！同声慨叹：今日的朋友--哼，朋友！--远非昔日可比了，免票非到除夕不撒手，还得搭老大的人情呀！一齐点头：把误了过年的罪过统统归到朋友身上；平常日子借借免票，倒还顺利，单等到年底才咬牙，看人一手儿！一齐没好意思出声：真他妈的！”

    张恨水的小说《平沪通车》也记载了不少借用朋友免票的乘客。1936年，民国政府中央通讯社曾专门播发了一条消息，报道了一位女士“因历年往来京沪津间，均系有人赠给乘车免票”.年长日久，她感到很过意不去，深感自己的这种行为“无异盗窃政府公帑”.因此，她特意将历次免票应付的钱款，另加利息，上交政府。这一行为，被当做正面事迹，进行了宣传。

    免票的滥用不仅严重影响了铁路收入，而且经常导致很多正常买票的乘客反而找不到座位，影响行车秩序。对此，民国交通、铁路等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措施加以整顿。然而，这些措施大都虎头蛇尾，难以执行。在整个民国时期，免票滥用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