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期间，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那天，陈永贵获得了与毛泽东同桌共餐的殊荣。而他回到大寨后，却与“四清”工作队较上了劲儿。同时，新华社一份质疑大寨粮食产量的内参也引起了一场风波。

    “四清”调查令他怒不可遏

    会议一结束，陈永贵兴冲冲地赶回大寨。然而，村中等待他的却是一瓢冷水：“四清”工作队正在大寨搞扎根串联，搜寻陈永贵和大寨“四不清”的证据。

    在此之前，1964年2月29日，昔阳县“四清”运动已全面展开。因涉嫌参与张怀英（原昔阳县委书记）“反党宗派活动”,陈永贵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拐棍。11月，大寨村也进驻了“四清”工作队。他们像对待“三类队”（落后队）一样，一切活动对陈永贵等干部严格保密，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调查大寨的土地亩数有没有少报、粮食产量有没有虚报、干部有没有贪污。这一切，让陈永贵觉得很窝火。

    就在陈永贵和工作队较劲时，1965年2月9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奉周恩来之命，来到大寨。此前两天，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已先行到达大寨。听了大寨支委对“四清”的意见后，李雪峰对“四清”工作队搞扎根串联提出了批评。李雪峰、陶鲁笳考察过后不几天，“四清”工作队就撤出了大寨。

    一份内参引来五级丈地

    李雪峰一行来大寨一方面是考察大寨的“四清”情况，另一方面是考察大寨土地亩数和粮食产量。在大寨已经被确定为全国学习样板之时，为什么还要考察大寨的土地和粮食产量呢？

    原来，人代会期间，新华社《记者反映》内参上刊登了一份材料。这份内参写到了大寨的耕地面积，说大寨报的耕地是802亩，这是十几年前土改时的老亩数。内参说根据一名在大寨工作的技术人员从播种的种子推算，大寨耕地亩数可能是1200亩。内参里还写到陈永贵骄傲自满，说当地有人反映大寨是“一俊遮百丑”.1200亩比802亩多出近50%的耕地，这实际上就涉及大寨1964年粮食亩产有没有“过长江”的问题，涉及大寨这个全国农业先进的真实性问题。这份内参是新华社山西分社采编主任李玉秀写的。李玉秀后因这份内参，“文革”中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挨了批斗。

    周恩来看了这份内参后，马上打电话将李雪峰、陶鲁笳和山西省省长卫恒叫到中南海。周恩来说：“如果大寨耕地亩数确实有虚假，外国记者捅出去，国际影响不好。”他指示立即派人到大寨重新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于是，当即组成了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派人参加的五级联合丈量土地队，奔赴大寨，开始了五级丈量大寨土地的工作。

    令人怀疑的丈量结果

    陈永贵对丈地一事耿耿于怀，而经过一个多月的丈量、核实，五级丈地工作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964年大寨的耕地面积是796.69亩……大寨原报耕地面积802亩，实际丈量比原先少了6亩。陶鲁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说：“大寨丈量土地的结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寨的亩产在800斤以上，过‘长江’了，人均口粮已分到490斤。”周恩来听后异常高兴。

    关于五级丈量土地的结果，《“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的作者冯东书曾回忆说：“1968年，当年‘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之一刘树岗，和我聊起1965年丈地的事……刘树岗告诉我，当时一共丈出3个数字，这是绝密的数字。3个数一起报给了当时的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最后定下的数字比原来大寨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

    五级丈量土地最后结果之所以会这样，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则因为大寨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红旗，丈量大寨的土地就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谁也不敢在毛泽东、党中央树起这面红旗后，结论大寨少报了土地、虚报了产量，招来“砍旗”之嫌；二是大寨的土地多是零碎的山地，在当时，用标杆、丈尺等简单工具丈清是很困难的，陈永贵也未必认真丈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