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巨大的赤字，曾国藩只靠借贷来弥补，拒绝贪赃。“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力保清节，曾国藩完全可以开辟更多财源，比如可以像某些京官那样，放下身段厚起脸皮结交外官，以谋取更多馈赠。”
从私人账本窥探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论着大多聚焦于他的思想、功业，对于他的经济生活却鲜有触及。近日，《给曾国藩算算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重点讲述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收入来源及收支状况，通过细节恢复曾国藩的生活状况。
日前，该书作者张宏杰近日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研究曾国藩的收支很有趣味，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可窥探他不为人知的侧面，并以此为窗口，观察晚清社会及官场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活太窘：仆人瞧不起，回家没路费
入京之后，曾国藩步步升迁，身居要职。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京官生涯一直很清贫。“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窘'.”张宏杰说。
1832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瞧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过后，陈升居然“炒”掉主子，另寻高枝了。这件事让曾国藩颇受刺激，写下一首《傲奴》诗。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重视亲情，稍有余力，必加周济。但进京为官的曾国藩却无力周济其穷亲戚。其大舅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其二舅江永燕贫病而死，没一位亲戚沾到曾国藩一点福。
书中，张宏杰以1841年曾国藩的收支进行统计，其薪俸与公费合计为白银129.95两，但各项必要支出都得自行解决，包括住房、服装、社交应酬、出行车马费、日常生活开支等，当年，这些支出合计白银608.46两，赤字为478.51两。
咸丰皇帝登基后，曾国藩因政治呼吁不受重视，屡萌退志，表达辞官愿望，却因筹不起路费，迟迟不能动身。后来，他借充任江西主考的机会，才得以离京，并最终回到湖南老家，结束京官生涯，而困窘却并未离他而去，他在京为官所欠债务，多年之后才还清。
张宏杰指出，曾国藩的生活窘境是清代薄俸制的缩影，“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薄俸制让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力保清节：借钱填赤字，与“欲望”交战
张宏杰指出，面对巨大的赤字，曾国藩只靠借贷来弥补，拒绝贪赃。“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力保清节，曾国藩完全可以开辟更多财源，比如可以像某些京官那样，放下身段厚起脸皮结交外官，以谋取更多馈赠。”
1841年年底，年关将至，手头银两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个年。至1842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
由于清代朝廷对乡试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优厚，考官还能得到各方馈赠，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的、合法的，是清代官场惯例。因此，曾国藩对考差非常热衷，以解决经济危机，他曾说：“考而得之，不过多得钱耳。”
虽然生活困窘，曾国藩仍坚持“学作圣人”,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他担心自己因困窘而为利心所扰，经常在日记中自我批评。在生活中与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制住了各种诱惑。
一般来讲，我们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清官，甚至清代历史上的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想到曾国藩。但是事实上，“曾国藩应该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张宏杰称，曾国藩不想以清官形象被载入历史，因为其性格稳健厚重，深受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加上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这一特点在他一生很多侧面都有所反映。
清代京官收支脱节
“本书可以为今天的制度转轨提供某种借鉴”,张宏杰表示，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可以得出现实意义的结论，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及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建设，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张宏杰说，清代京官的收支结构特别畸形，收入与支出完全脱节，办公经费需要自行解决。由此产生相应的结果：一方面，一部分官员渴望灰色收入，滋长腐败风气；另一方面，官员不但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和激励，反而需要自己赔贴费用，令他们缺乏工作热情。
“在生活艰辛之际，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能像曾国藩那样，以坚定的理学信仰来抵御物质诱惑”,张宏杰分析，薄俸制下，大多数人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导致第一次“失身”,而从此贪赃不断。“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
“低薪制甚至无薪制，原因是基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张宏杰认为，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但事实上，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当然，高薪也不一定能养廉。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