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民国时期的男女衣衫，其用词丰富，语气润朗，款式繁华多元，又井然有序。各行各业，各就各位，行止不失范，穿衣不越界，拿捏到位，特征了然。尽管军阀混战，人仰马翻，尘土飞扬，但当年《申报》《大公报》等甚得读者喜欢的报纸，对此类报道并不像今人想象的那样连篇累牍，反倒是对名媛豪门故事、穿衣出行，给足了笔墨版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个人在服饰上的表达是宽松的，自由的，甚至随心所欲的，似乎都把心思用在了打造个人的第二张脸面--衣衫上，而国家大事交给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少数英雄打理了。

    在没有强大的政治外力作用下，民间，尤其是民间的女人，任何时代都会在衣衫上搞名堂。旗袍，便是民国上海女人搞出的妖艳名堂。一如乱世出英雄，服饰如旗袍，在乱世中亦自有花儿朵儿的路数。战乱，本不该给时装留面子留出路，但令人惊诧的是，现代旗袍不仅在战乱中诞生，还在抗战时的上海“孤岛”岁月中，发展成了女子的国服，那么端庄，妩媚，性感。

    “孤岛”时期（1937-1941），由于租界尚未遭日军践踏，社会生活秩序相对稳定，大批文学艺术家聚集“孤岛”,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作品，如于伶的《夜上海》、郭沫若的《虎符》、曹禺的《日出》《雷雨》等，都在此时璀璨绽放，成就了文学、戏剧和电影史上特殊的繁荣期。

    这么一说，乱世似有了几分明朗简静。这明朗简静是一定要清晰地映照在衣衫上的。无数次查阅民国衣衫的书籍资料，翻看在民国大街后巷闪现的衣衫影像，见着了这样一些男人：衣着讲究得体，面容谦逊；见着了这样一些名媛：穿旗袍撑阳伞，矜持着，却又不傲慢。一些时髦女子，一身洋装，摩登得不行，却不轻佻；一些市井小女少妇，布衣布鞋，举手投足间，竟也透着几分婉约，安静着，亦不失活泼天真。不禁记起唐朝诗僧寒山的诗句：“群女戏夕阳，风来满路香。”

    “满路香”在这里，是形而上的，是民国衣衫，民国女人的衣衫，姹紫嫣红满目春气象的香氛。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把小皇帝溥仪拉下了马，成立了民国，在政治上，国家是民主共和政体，因此，在私人的穿衣打扮上，男女服饰尤其是女人的服饰，多有来自西方灵感的影子。这一点，在三十年代上海月份牌广告上，表现得尤为集中强烈。月份牌上的女子，完全是西风吹拂过的身姿笑颜。一些女子衣衫轻薄，胴体若隐若现，带着几分情色，其开放程度放到今天也是极其大胆的，足令后来者望尘莫及。

    民国初期，社会各方面颇有一种清明气象，女子衣衫更是繁花似锦。民国女子张爱玲，对她姐妹们穿衣打扮的观察以及叙述，堪称细致入微。她看到，她们的衣着是：

    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袴，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袴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袴带，带端飘着排穗。（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对社会生活细节的观察，张爱玲配得上细致入微这个词。她说的“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是与前朝的，也就是清朝的女子服装相比而言。

    清朝统治的268年间，女人服饰整齐单调得很，一代一代的，几乎没有变化。1644年满人入关进京，服饰上是“男从女不从”,满女汉女各不相犯，各自保持自家的服饰形制。旗下满女穿她们的传统长袍--旗袍，汉女继续穿明朝延续下来的旧服，穿她们的裙衫袄裤，穿她们的宋明就流行的褙子、比甲，直到晚清。

    褙子和比甲值得一提。褙子，是长款长袖衫，立领对襟，两侧开衩到腋下。比甲，是长款对襟背心，也是两侧开衩，穿在衣衫外。这两款女装，今天仍受到北京有点文化腔调的文艺中青年女性青睐，可见其个性的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