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版前不久刊发的《北京最古老塔有哪些》，详细介绍了天宁寺塔、妙应寺白塔和万松老人塔三座着名古塔，引起很多读者关注。古建专家、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先生专门写来一文，认为文中根据某些古籍记载，称“广安门外天宁寺的前身是北魏光林寺，隋代改名为弘业寺，寺内建塔，即今天的天宁寺塔……”有“张冠李戴”之嫌，为避免以讹传讹，特撰此文加以厘清。
天宁寺塔建于1119年至1120年
大辽建塔碑记载“天庆九年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
1992年修塔时在宝顶座中发现了一块建塔碑，这块《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碑文为：“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奉圣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非常明确此塔名天王寺舍利塔，建于辽末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1119年至1120年），这位主持建塔的“皇叔”名叫耶律淳。建塔两年后中京失陷，天祚帝出逃，耶律淳在燕京自立为帝，号天赐皇帝，改元建福，但仅三个月便死了。虽然塔建于辽，但是许多历史文献却把它和北魏光林寺、隋代弘业寺混为一寺，经常被一些文章引用。只有82年前（1935年）梁思成、林徽因着《平郊建筑杂录--天宁寺塔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对唐代以来十种文献逐一考辨后提出：“其确实性根本不能成立”,接着从“（一）整个建筑物和图案之形式；（二）建筑各部之手法或作风”入手，分析塔的形制，得出了此塔“是辽末的作品”,与建塔碑所记完全一致。此文原载于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2001年收入《梁思成全集》第一卷。
辽代天宁寺与隋代弘业寺并无关系
明清古籍《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等记载有误
其实，辽代的天宁寺与隋代的弘业寺并无关系。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下诏：“……宜请沙门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诸州起塔，……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所司造样，送往当州。”二年（公元602年）又下诏再次颁送舍利建塔，这次共五十一州，其中就有幽州。《续高僧传·宝岩传》记载：“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本州弘业寺，即元魏孝文帝之所立也，旧号光林，依峰带涧，面势高敞。自开皇舍利到前，山恒倾摇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动自息。”此处之开皇也是隋文帝年号，但在仁寿之前，《续高僧传》是唐朝道宣所着，唐记隋事，略有差错，可以理解。此后仁寿四年又颁送舍利于三十州，前后共计一百一十一所。其中幽州是刺史陈国公窦抗驻地，位置重要，所以二次获颁舍利建塔，不过此塔位于州治蓟城内的智泉寺，与弘业寺无关。
弘业寺在唐代改名为天王寺，供奉毗沙门天王。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载，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一度改弘业寺为大万安禅寺。到了明代，蒋一葵着《长安客话》、刘侗着《帝京景物略》，直接就把天宁寺的前身说成是隋的弘业寺，此说又被清代官书《日下旧闻考》和乾隆二十一年、四十七年（1756、1782年）《御制重修天宁寺碑》所沿用，长时期误导后人。
自1992年建塔碑发现以后，这些说法不攻自破，但即便未发现以前也站不住脚。其一，隋仁寿颁舍利建塔明确要求，塔须建于“山水寺”内，后倚山岺，弘业（光林）寺所在地势“依峰带涧，面势高敞”,而幽州城里却是平坦的街坊，两者地形不符。其二，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发现辽代雕版印经，刻经者既有“燕台弘业寺”僧，又有“燕京右街天王寺”僧，可见辽代弘业、天王两寺并存；其三，唐代幽州城内建天王寺，专供毗沙门天王（汉译北方多闻天王），没有建塔记载，弘业寺则建塔藏舍利，唐寺与隋寺同时存在。
这一百一十一座舍利塔都是由朝廷“所司造样，送往当州”,统一式样建造。据唐会昌六年《采师伦重藏舍利记》碑：“幽州刺史窦抗智泉寺创木浮图五级”,这些舍利塔都是五层木塔。隋炀帝大业三年，日本遣数十名僧人到中国学法，可能同时由他们带回了隋仁寿寺“所司造样”的标准塔式，现存日本飞鸟时期（相当中国隋朝）的法隆寺五重塔大约就是按照此式建造的，它的平面尺度与长安隋大兴（长安）灵觉寺方塔遗址和南京（蒋州）栖霞山舍利塔（五代时改为八角五层石塔）基本一致。这种五层舍利塔其实只是外形仿成楼阁式样，而内部并不分层，也不能登临。
那么真正的光林--弘业寺在哪里呢？据《日下旧闻考》引《山行杂记》记载，香山之南有门头村，村后有万安山，山后有寺名宏（原为弘，避乾隆名弘历，改弘为宏）教禅林，山门内有大神通塔院，前有平台，后有泉水，与《续高僧传》描述的弘业寺基本一致。门头村为西山浅山区入口，由于背靠万安山，金代一度改名为大万安禅寺，元代重修，复名“大宣文弘教寺”,从万安、弘教（教与业通）、塔院等地名和山水地形分析，大致可以认定这里就是弘业寺所在地。《日下旧闻考》编者也说这里“相传为宏（弘）教寺遗址”,清代改建为法海寺、法华寺，近代已荒废，附近划入万安公墓范围。
中国第一座用具像
诠释经义的密檐式塔
建塔碑中留有“垒塔作头”和
“勾当”等工匠大名
天宁寺塔的文化价值同样不可小觑，可以归纳为宗教意义和建筑艺术两部分。
首先是宗教意义。中国的佛教，由魏至唐主流都属大乘派，共形成八“宗”,八宗又分为重经义的显教和重仪轨的密教，以及融合两者的“圆教”.其中华严宗就是中国自创的一种圆教，所奉经典也引入了《圆觉经》，传法的场所名圆觉道场。北方契丹人有拜日的习俗，又接受了以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为主尊的华严教义，经过辽道宗推广，成为辽朝的国教。天宁寺塔就是按照圆觉道场的经义设计场面，一层塔身八面，按圆觉仪轨布置了五十三个塑像（遗失一个），包括佛、菩萨、天女、力士、奴仆，还有狮、象坐骑，个个生动逼真。八角塔始见于唐，但都是单层墓塔，辽代突然出现了许多八角多层密檐塔，主要原因是密教在中唐以后受到皇室推崇，以“曼荼罗”（坛城）为修法场所，这是一种呈“井”字分隔，共九个间隔、五个空间的布局，中部为大日如来，其余八处或五处为各种佛、菩萨、明王等驻所。辽代尊崇显密合一的华严宗，密教的曼荼罗也被引入造塔的设计概念。塔下的须弥座、平座和莲台，原为佛座，圆觉道场以塔为佛，所以于其上放塔；十三层檐则来自《华严经》描述的华藏世界第十三层是大日如来驻地，有城郭宫室，因而设计了仿木结构的殿堂构件。总之，天宁寺塔是中国第一座用具体形象诠释经义的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艺术之作。
其次是辉煌的建筑艺术：第一，平面与高度关系。1992年在脚手架上用手工实测通高为55.38米，折合辽宋尺约为185尺，与203尺之差18尺即为清代缺失的塔刹高度。以塔中间（第七层）实测面宽18尺（5.5米），则八角内切圆周长135尺，塔高为其1.5倍。许多辽塔都是这种1:1.5的比例，可看作一种造型规则。第二，立面各段比例。据实测，塔下部基座和塔身、中间十三层屋檐、上部塔刹三者比例为1:2:1,这也是控制造型的规则。第三，模数。中国古建筑设计为求得内在和谐之美，又便于估工算料，很早就使用某一构件（如斗栱）或某一部分、某一数值为模数，以其倍数或分数控制造型。天宁寺塔的模数是10尺/3,三分十尺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常用的“三分损益”法。第四，韵律。中国古代建筑的韵律俯仰可见，梁思成先生就曾以天宁寺塔为例作出五线乐谱。第五，外轮廓。天宁寺塔的外轮廓不是简单的直线形锥体，而是继承了魏唐以来丰满的抛物线形，各部分屋檐长度按一定参数略有微差，叫作“收杀”.经分析，这个参数约为0.71,是沿用了古人计数“方五斜七”的理念。总之，天宁寺塔是中国密檐式塔最后一座，也是最具文化意义的一座佛塔。幸运的是在建塔碑中还留下了工匠的名字：“垒塔作头”寇世英、寇世兴，“勾当”（助手）戴孝诠、黄永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