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贵州省锦屏县隆里乡的隆里村，又被称为隆里所城。这里原是古代军事城堡，现在，城墙虽已不甚完整，但城中的居民多是明朝初年屯军的后裔，古风犹存。
据《龙标志略》载：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楚王桢带兵驱走当地“土著”（本地少数民族），实行军屯，置“龙里千户所”，“十八年建所，十九年封城，留兵丁３０００人驻所”。清顺治十五年（公元１６５９），龙里千户所更名为现今的“隆里所城”。
隆里代表着“隆盛更新”之意。
书院遗老的记忆
提到“龙标遗老”，当然要从龙标书院说起。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七绝圣手”王昌龄因一首赋开罪朝廷，被贬至隆里任龙标尉，王昌龄传教授学，变革民风，在当地颇有德行。据记载，当地先后有8人中举，其中1人中武举，2人考中进士，至于任知府、知县的达50余人，这在当时被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山区也算是人才辈出。
书院如今已改建成隆里小学。当年最后的一批学生也大多是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可“遗老”们仍保持着旧时的习惯，清明节一定要去“王昌龄墓”挂清，不定期地举办“遗老会”，为城里的大事小事出出主意，负责张罗传统的文娱活动。
遗老会是外人这么叫，遗老陈殿元说，“其实应该是‘红仪会’。在董公祠原来立着一块‘红仪会碑’，龙标书院的学生毕业后，要向‘红仪会’交纳会费。清朝时，每人缴三两三银子，民国时，每人缴三块三的大洋。这些费用一部分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一部分是补助书院日常开支，支付祭祀及挂清所需费用，直到民国后期才终止。最近的大事就是出一部《隆里新志》，出书的钱仍大多靠红仪会员们捐助。”
在所城人眼中，遗老们可是大学问家，隆里小学的副校长胡炳胜提到遗老们，只用了一句：“个个学问高深，让人敬佩。”
72岁的江富远老先生与陈殿元曾分别就读于一师范大学及广西大学，是遗老中仅有的两个大学生。
江老与陈老的比试是多年的事，县里乡里举办的楹联比赛、书法比赛、诗歌比赛，甚至每年春节的花谜会，两人也会私下较量一番。这一次为所城修志，两人拒绝合作，而是各修一部来竞争。在我们眼中，这种比试颇为有趣，可也透着旧时文人的几分傲骨。
我们没能旁听遗老们的审稿会，只是后来才从王少枝老人口中得知了比试的结果，审稿会开了整整5天。每天早8点到晚6点，江老与陈老轮流念书，结果陈老的《龙标集》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舞龙 贺龙
与玩花脸龙相比，贺龙还只是小孩子们的把戏，花脸龙的主角却是全城的成年男女。花脸龙由“赤、白、黑、黄”各2条龙，一共8条龙组成，城中每个门各负责2条。从小贺龙的细崽已经长成了小伙，自然成了各门的舞龙高手。
一清早，小伙子们守在各队请来画脸的老人身边，每个人的花脸表面看着没多少差别，一律是抹上大花脸，殊不知花脸里也是有讲究的，这必须按照传统汉戏中生、净、旦、末、丑的扮相出场。旦角持龙头，丑角持龙尾，那扮成小丑的蓝季子，更是要精心装扮，只见他头上戴着翘尾草箍，面涂墨黑，高挽着裤脚，腰上系着一只破竹篓，手持龙尾和长杆糯草，招摇过市。蓝季子据说是宋太祖赵匡胤旧日落难兄弟，赵当了皇上忘了旧情，于是蓝季子金銮殿上借酒撒疯戏皇嫂，后来演变成汉剧里的一出“蓝季子会大哥”。84岁的杨枝坤每年最快乐的事就是给年轻人画脸，自己早已舞不起龙了，他回忆说：“要知道花脸龙那段历史，玩起来才有感情。”
开锣的时间由东南西北各门事先约定，锣鼓一响，赤、白、黑、黄八条龙同时出动。
舞龙的场地在城里最开阔的球场，初舞入场，是各种花样的舞龙技能表演。玩龙的高潮戏由位居龙尾的“蓝季子”挑起，那位滑稽可爱的丑角摇身一变成为队伍中的龙头，他时而取出篓中的糍粑自己吃，时而用糍粑抹围观者的嘴巴，时而又用扫帚沾着阴沟水（在节日，这被人们视为观音菩萨的净水）洒给观众，装疯卖傻，丑态百出，而原来的龙头却成了配角，配合龙身随其进退。丑角的临场发挥在这出戏中至关重要，他手中的长杆糯草把抹到谁身上，来年谁就会有好运气。长杆糯草的声东击西，惹得观龙者四处逃窜，观龙者表面是怕脏，心里却乐意被抹上“净水”，于是一追一退，好不热闹。
我们先是站在花脸龙队的外围看热闹，不知不觉便被跑动的人群挤进了花脸龙队的中心，于是也跟着人们一起躲“龙尾”，只是每次都在几乎束手被擒的瞬间，“龙尾”游离了我们的身边，玩得尽兴，又不失体面。在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一位掌“龙尾”的小伙无意间透露其中的奥秘，村支书早吩咐过“不许让客人太狼狈”，而每队龙尾对我们则是点到为止。话一点破，支书的好心却让我们留下了几分遗憾。
丁字街和陶家巷
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街巷一路走来，徜徉在深巷高墙、古井吊桥之间，让人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城内的布局以千户所旧址也就是如今的乡政府办公楼为中心，往东、西、南开三条街，形成了丁字形街道。
城中不开“十”字街，缘于“十”与“失”谐音，作为军事城堡，“十”便成了设城的禁忌，而丁字街，喻示“丁发财旺”。
每条大街街头建有城门楼，小街街尾建有庙宇，所城中心则建有观音庙，东侧建有文庙，西侧建有武庙，可惜都在“破四旧”中被毁。幸存的是位于城东南角与西南角的祠堂，虽然只留下了一个空架子，经后人重修后，仍可窥见当年的旧貌。三条大街分出六条巷道，俗称“三街六巷”，每巷又岔小巷，巷巷相通。
城中最具特色的建筑，当属历经劫难而得以幸存的“窨子屋”，窨子屋多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陶家老屋堪称城里的“豪宅”，因为不在主街上，主人家又颇有先见地将所有的花窗拆下，反钉在门上，才躲过了“文革”劫难。
一入陶门，便是一栋三层楼房，此为前屋；屋后是用青石板镶成的天井，天井里有一只青石防火缸，龙蟠螭护，玲珑凿就；天井两旁是厢房，天井后是正屋，前壁正面为木板，通为花窗，皆细雕鸟兽，维妙维肖，其中镂空玲珑木板，雕镂更为奇绝。走出天井即是后院，陶家人用来种菜栽花，左侧的墙上开有一门洞，与邻家相通，是防战乱盗匪时便于联系或出走的小门。
陶家不仅雕工精细，其图案造型也颇独特。陶定国老人称，这都是湖南师傅的手艺，当年祖爷爷的爷爷从门前的亮江放排，下沅水，走洞庭，入长江，一直到了上海，赚下这份家当。建老屋时，请来湖南师傅做了整整一年多才建成。
陶家的祖宗牌位前，供放着一对出自民窑的青花瓷香炉；堂屋里的两只椅子，仔细一看竟是狮脚龙凤椅；放在门边的盆架上也雕着精致的镂空图案。
老人为我们推开一间老屋，墙上依稀可见一幅工笔画，并有一副对联，上联为“点点杨花入砚池”，下联为“双双瓦鹊行书案”。据说这是祖辈人的书房，如今却成了堆放杂物的旧屋。
汉戏班子今朝在
张罗汉戏班子现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年的英俊小生如今多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而十多年前，戏班子里拉京胡的黄来友病故，班子因此散了伙。据说黄本事可了得，吹拉弹唱都是戏班子里的头把交椅，尤其是他那手反弹琵琶的绝活，没人能比，戏班子这一散，城里人十多年都没听过汉戏。
“小时候最盼的是过大年，舞了龙灯，听汉戏。”已当了爷爷的杨枝坤提起儿时的乐趣仍记忆犹新。城里老年人谁不记得汉戏班子当年的辉煌，城南门的戏台那是最热闹的去处。杨枝坤说：“可惜呀，破四旧时，戏台也没能幸免。”
据说汉戏是清朝时才传到隆里，当地的官人请了湖南常德的老师来教唱，学戏的多是龙标书院的学生，学生崽聪明，一点就通，有几个虽然没读多少书，可也下足了力气，先是在戏班子里干杂活，后来混上个跑龙套的，慢慢都唱出了名。戏班子最兴盛的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不但在邻近的各县巡回演出，甚至到黔南州里演出。
60岁的王金生算是这帮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称自己是戏班子里的“万金油”，老生、小生、老旦、小丑他都能上，少了敲锣打鼓的，他接过来一比划，也是把好手，可在老辈子中间却没说话的份。他曾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专门找来戏班子的服装道具，在送葬队伍中演了一出《太君出朝》，因为“母亲最爱的是听汉戏”。
姚文升是出了名的老戏迷，说到兴头上，他半眯着双眼，摇晃着脑袋，来了段《薛刚反唐》。姚这一唱，几个人兴起。掌管服装道具的王世新冒了句：“戏班的道具都还在呢。”我们趁势提出：来台正式演出。几个人都推说没有京胡，不愿起身。最后，还是杨枝坤说了句话：“唱，唱一出给他们听。”
在龙标遗老江富远家中做客时，他拿出本家传的老汉戏剧本，据他推测大约是明朝时的唱本，这使我们对汉戏流入隆里的年代又产生一丝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