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花儿唱词优美，曲调动听，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甘肃接近陕西四川的一些地方也有波及；传唱在汉、回、东乡、撒拉、土、保安和部分藏、裕固等众多的民族群众中。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音调之丰富，可位列全国民间音乐艺术之首。被人们赞誉为“西北花儿”、“西北之魂”，开放在祖国的百花园中，与内蒙古的《牧歌》、《爬山调》、苗族的《飞歌》、藏族的《拉依》等争奇斗妍；与陕西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安徽的《挣颈红》等竞秀媲美，资质瑰丽，形式奇特。“民俗主义”说近年来，随着非遗项目的推进及各地各种演出形式的开展，“花儿”这种原生态的民俗传统文化渐渐走到台前。与此同时，各地有关花儿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2008年，著名民俗学家柯杨教授撰文就目前花儿研究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视野仍不够开阔；方法有所改进，但还没有出现新的重大突破；回顾历史和研究“过去”（传统）的多，着力探讨“现实”问题和应用研究的少。为了全面贯彻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所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为了进一步使花儿的研究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国际对话，我认为有必要引进“民俗主义”这一国际性学术概念，使我们这支队伍拓宽视野，使研究工作更上层楼。

　　柯杨教授认为，除了少部分人勤于田野调查颇多收获外，多数人往往依据已往搜集、记录下来的第二手文本（包括歌词、曲谱和有关史料）来进行研究，对“花儿”这种民歌样式在发展演变中出现的变异，以及演唱环境和方式的新动向较少关注。在研究内容上，多数人仍然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或考证其源流，或论辩其名称，或赏析其精粹，或阐释其意义，总是在“花儿”的认识价值和文化史意义方面下工夫，而对“花儿”文化空间的分布及作用、演唱环境的变迁、歌唱者与听众的互动关系、如何保护与传承、如何使花儿这种民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方面，却较少涉及。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我才深感在花儿研究队伍里，有引进‘民俗主义’这一概念的迫切需要。”柯杨教授认为，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学术观念，能把我们的思路从“历史的”、“过去的”狭窄视域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大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使许多现实的问题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性研究，成为我们大家都能主动关注和参与研究的课题。第二，鉴于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对“传统的当代形式”和“小人物的真实世界”的强调，以及对外部力量（如政府、企业等）干预、利用、再造民俗文化的倾向和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特别关注，这就使我们不但应当把研究的对象从农村延伸到现代都市，从传统文本延伸到现代媒体，从静态研究延伸到动态研究，从实证研究延伸到应用研究，而且启迪我们还必须把构建新的“地域意识”和“乡土观念”这类最新的文化动向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第三，我们目前的花儿研究，与花儿这种民歌样式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之间，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和突破点，仍然处于“两张皮”的状态，而民俗主义概念的引入，将大大改善这种局面。“因此，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传播与创新，只有在深入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专业理论的具体指导下，才有可能少走或不走弯路，并实现预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