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入甘和陕军的到甘“平乱”

　　一九三一年九月，居住四川多年的吴佩孚突然给马福祥来电说他要游历西北并调解子寅的事件。马福祥即持电见蒋介石请示。蒋嘱他复电欢迎，俟吴到西安后，代表他去欢迎，并送来招待费五千元。吴佩孚纠结残部二百余人，着北洋军服军徽，一到天水就招降纳叛，委派马廷贤为“兴国军”骑兵警卫军总司令兼陇南护军使。并为拉拢各方，以兴国军总司令名义，委了大批军、师、旅长、顾问、参议等类。雷中田优礼备至，拨款二万元，为设“吴上将军行辕”之费。十一月七日，吴抵兰州，即着手调解雷马事件，九日马被释，下午吴就行辕举行有省级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盛大宴会，为雷马二人见面和解，临时省政府也预备次日设宴为马饯行，已发出请柬。但雷释马后，又有悔意，不欲放马回宁夏去，事为随吴来兰的前国民二军的师长马少山(回族、张家川人)所侦悉，夜半给马鸿宾送信：嘱其“迅速出城，迟则有变”。马即于十日天未明出桥门，由高振邦派兵护送到新城，纠合部队，回宁夏仍任主席去了。离兰时，还在报上发表了引咎辞职的疚心六事，“借抒自讼之忱，兼作临别之赠。”

　　吴以调停雷马事变，炫耀自己的“威望”，并派其政治处长刘泗等人，鼓动甘、宁、青、新、川各省的军事首领十八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拥吴出山，主持抗日军事。蒋介石接电后，对马福祥说：“西北从此多事了”，即召集于右任商议驱吴办法。因当时马鸿宾新败，马麟意存观望，都不可靠，蒋即着意派陕军入甘。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又是陕西人，支持陕军向西发展；马福祥是甘肃的实力派，卧榻之旁，不容陕军入甘染指，力主中央直接派兵；蒋考虑到自己嫡系军队正在“围攻”红军，不便孤军深入。最后决定派杨虎城以潼关行营主任的名义派兵入甘“平乱”，马福祥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了。杨虎城接到命令后，即派他的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兼潼关行营参谋长的名义入甘。平凉为甘肃东路门户，陕甘必经通道。时陈珪璋驻平凉，孙恐以自己的两旅人难于取胜，遂勾通陈珪璋共同出兵西进。雷中田以所有的兵力倾巢出而阻击，一败于会宁，再败于定西，最后不支，全部溃退。雷本人由陇西逃跑，残部由鲁大昌收编。吴佩孚、马文车仓皇由北路经宁夏，跑去北京。

　　陕军到达兰州后，出示安民，恢复秩序。十二月十二日，孙蔚如成立“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孙蔚如以陈珪璋占据平凉随时有掐断陕甘交通，阻碍后援之虑，令其旅长杨子恒杀陈于兰州，并将在兰州和平凉的陈珪璋部队，全都击散，占领陇东各县地区。这时，孙已将所有军、政、财经机关一律派人分别接收，俨然组成正式省政府基础，只等蒋介石的任命。但蒋只发表他为甘肃宣慰使。同时，马麟、马鸿宾和地方绅士杨思等窥破陕军蓄意久居，且杀害陈珪璋是和刘郁芬入甘之初诱杀地方军师长李长清、旅长包玉祥，排除异己，同出一辙。即便执政，也还是以暴易暴，心有余悸，即联电反对。马福祥也力主陕军离甘、中央直接派人主甘。蒋介石遂派其总部秘书长邵力子为甘肃主席，另行组织省政府。陕军留段象武旅驻兰，以图后望。段因闹粮饷，公然当面侮辱邵力子，邵不能忍，报告中央，蒋调邵为陕西主席，另派其原任参谋长朱绍良主甘。不久，胡宗南师由陇南入甘，派杨德亮团来兰。从此，甘肃完全在蒋介石掌握中了。

　　马鸿宾之获解救，得力于吴佩孚的斡旋，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代表“清议”的汉回绅士刘尔炘、喇世俊等人的呼吁，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青海主席马麟的态度，他特别警告要雷慎重对待西北的民族关系，顾及舆论；再加上雷中田与高振邦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迫使他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即释放马鸿宾。刘尔炘是兰州人，清末翰林院编修。民国成立，专办地方公益事业，对地方政治概不过问，也不和任何人来往，但与马福祥特别友好。如马福祥的《吉咀墓表》碑文，是他写的；马为他母亲做寿，刘写“五世同堂”匾额祝贺；马在兰州住宅内的西花亭建成，刘题赠“只谈风月”横额。刘修五泉山，向官商募款，官商们想借捐款、附送匾联以留名，但他只收钱，不要匾对，所有五泉山的匾联，由他自拟自书，一手包办，独留出东龙口半月亭，让马福祥挂了两副楹联。这是因为马福祥的二兄马福禄是清朝的武进士，庚子年在北京阵亡，刘惺惺相惜，誉为“忠臣”。所以在马鸿宾被扣之后，他挺身而出，亲自去见雷中田、高振邦说：“马子寅是忠臣后代，系回族众望，”要求释放。马福祥全家引以为荣。因此，马鸿逵到宁夏后，以第十五路军全体军官的名义，在五泉山麓为刘立了一座铜像，以报知遇之恩。后来有人说马鸿逵为了给他父亲在兰州建立纪念碑，作为交换条件，这并非事实，其原因在彼而不在此。附记于此，以备参考。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