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帝王中，很多人都对书法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书法最好，他们酷爱书法，其个人的喜爱与推崇对清代书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玄烨幼小开蒙，并开始写字临帖。自谓：“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毫素在侧，寒暑扉间。历年以来，手书敕谕、诗文、跋语，以及临摹昔人名迹，屡盈笥箧。”康熙以擅长书法、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对董其昌书法领悟颇深，是有一定成就的董派书家。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天下书坛，对于董其昌书风趋之如鹜，将其“海内真迹，搜访殆尽”.

    此作书五言律一首，载《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三集卷四十五，为康熙帝49岁所书。结字疏淡平和，风格沉稳雅健，既存董书韵致，又具自家面目，是其中年时期代表作。豪迈劲健中有几分华丽雅致、圆劲秀逸，字间与行间疏朗匀称，平淡静穆之气充盈，软美中有博雅的气度，从中感受到雍容典雅的帝王之气。

    康熙在日理万机中不忘翰墨。在其个人爱好的背后，康熙帝的书法活动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统治艺术。平定三藩的战事出现转机，康熙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公开提出要“修举文教”,以文学和书法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于是命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地呈上来，以便研修。当时，詹事府沈荃以善书着称，康熙便经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书法，并令其写大字、小字、草书《千字文》和《百家姓》进呈，以便于摹写，还令人传谕：“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朕摹仿玩味。”

    其一，鲜明地体现了崇儒重教的思想倾向。康熙对理学的尊崇在书法中有明显体现。例如，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赐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御笔楷书“清慎勤”大字、草书“格物”大字各一幅。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世师表”匾额。

    其二，大力表彰忠臣廉吏。通过御书碑文、匾额以及赐予手卷等方式表彰忠臣、奖掖廉吏是康熙帝的一贯做法。据载，他亲为忠贞不屈被“三藩”所害的范承谟、马雄镇书写碑文，并为福州范承谟祠书“忠贞炳日”匾额。

    其三，密切“上下周浃”的君臣之谊。不断赐予大臣亲书的匾榜、字幅、卷轴，并使此事渐渐成为其政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如1682年大学士杜立德、冯溥先后告老还乡，康熙亲书御制诗、唐诗卷轴赐之，以昭“优礼眷顾之意”.

    其四，体现对海外属国的怀柔思想。1682年，清廷派翰林院检讨汪楫等前往琉球封赏该国国王。康熙一面叮嘱使臣“务持大体，待以宽和，以副朕怀柔远人之意”;一面挥毫书写“中山世土”四大字令其颁赐琉球国王，以广播文教于属国。次年四月，内阁侍读明图等前去安南封赏，康熙颁赐国王黎惟禛“忠孝守邦”四大字。

    康熙皇帝将书法巧妙应用，体现了高超的统治艺术。

    玄烨（1654-1722），顺治皇帝第三子，1662年即位，年号康熙。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