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又名《夏仲兖碑》，立于东汉建宁三年（170）。至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因筑城为工匠所毁。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载：“碑在洺州，元佑间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因其书法一向为人所重，故椎拓不断，“土人苦需索之烦苛，嘉靖癸卯筑城之后，遂瘗置南城楼下”.一代名碑，结局令人觉得凄凉。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广平知府唐曜取旧拓于漳川书院重刻。纵259.2厘米，横124.8厘米，13行，满行30字，末有“建宁三年蔡邕伯喈书”落款及四行重刻跋文。明朝复制碑原在永年漳川书院，“文革”时被人砸断，砌了舞台。另一通清朝复制碑，原在广平府衙，1949年后嵌入一座教堂的墙上，亦在“文革”期间不知所终。

    《夏承碑》存世拓本多系重刻本。赵明诚《金石录》中称此碑“刻划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汉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原石在南宋初年尚称完璧，惜已久不在人间。据称存世唯一比较可信的原拓本，为明无锡华夏真赏斋本，缺三十字，有翁方纲长跋，世称孤本。

    碑主夏承（？-170），字仲兖，其祖、父及兄皆居显位，所谓“宠禄传于历世，策勋着于王室”,承有文德，累任县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冀州从事等职，官至淳于长。淳于长是掌管淳于县事务的最高长官，淳于县管辖地在今山东安丘市东北。汉朝时，在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

    《夏承碑》究竟为何人所书，至宋代尚无定。自元王恽始定为蔡邕所书，以后诸家多沿其说，然实无确据。清顾南原等便提出怀疑，然不论书丹者为谁，历来针对其艺术性有高度评价。元王恽《秋涧集》首当其冲：“真奇笔也，如夏金铸鼎，形模怪谲，虽蛇神牛鬼，庞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已胚胎乎其中，所谓气凌百代，笔陈堂堂者乎！”

    字形中点画皆出锋为之，平横的起笔亦时取侧锋，临写时要防止“楷法入隶”.尤其是波画起笔处不可侧露锋芒，否则易于流于唐隶的庸俗风气。结字奇特，一反汉隶常态，多为纵长形，隶篆夹杂，多存篆籀笔意，骨气洞达，神采飞扬，别具一格。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谓：“其隶法时时有篆籀笔，与钟、梁诸公小异，而骨气洞达，精彩飞动。”

    吴让之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篆书大师级人物，更是屈指可数的篆刻宗师。一生书印皆师法邓石如，印章学邓石如而更加精能，篆隶书功力不及邓石如，气势稍逊。隶书相较而言，落差较大，缺少邓石如直接秦汉的大气。然而吴让之的这件《夏承碑》临作，极其精彩。虽为汉碑，实乃明人翻刻，与清代的气息是衔接的。吴让之一生的书印风格极为正统，偶涉野怪，不会有偏堕之失。吴让之的隶书，喜欢将波磔收笔夸张，所以此碑无疑极其对胃口。从这件临作，可以看出自清初之后，隶书笔画的发展变化倾向。

    临习碑刻，将刻石转化为墨迹，需要一种化解能力，不为石花所迷惑，透过刀锋看笔锋，一气呵成，笔意流美，成此佳作。

    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人。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最终形成自身的风格，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古人在节临碑帖时，极为注重内容文义的完整性，因而极为严谨，并非随意。此帖即如此。“是故”开始，属另一层意思。

    释文：

    是故，宠禄传于历世，策熏着于王室，君钟其美，受性渊懿，含和履仁，治诗尚书，兼览群艺，靡不寻畅，州郡更请，屈己匡君，为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

    小贴士

    1、此碑字形风格怪异，不宜作为初学入手。在隶书方面有了一定的扎实基础之后，方可涉足，但最好以读帖为主。清王澍《虚舟题跋》谓：“此碑字特奇丽，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汉碑之存于今者，唯此绝异。然汉人浑朴沉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学之不已，便不免堕入恶道。学者观此，当知古人有此奇境，却不可用此奇法。”最后一句值得体会：“当知古人有此奇境，却不可用此奇法”,诸多妙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2、笔画厚重饱满，可选用羊毫，但锋毫不必过长，俗称“蒜头笔”即可。配以浓墨，方能彰显骨力洞达之美。

    3、后世多见乃明翻刻本，所以字里行间必然少了原刻的气息，也就没有汉碑所具有的博大之美。汉碑无论是何种风格，皆以“正”为基调，虽奇而不怪，所以，在临习时要对于汉碑加以理解参同。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