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石鼓文（石刻壁画）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平复帖》（书法）
《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陆机《平复帖》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作者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墨色微绿。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其字体为草隶书。《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2011年4月15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书法--草书》特种邮票1套4枚。其中之一为陆机章草书《平复帖》。
西周利簋（青铜器）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器内底铸铭文4行32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五牛图》（绘画）
韩滉《五牛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五牛图》画中的五头牛从左至右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一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前行，一在荆棵蹭痒。整幅画面除最后右侧有一小树除外，别无其它衬景，因此每头牛可独立成章。韩滉通过对它们各自不同的面貌、姿态的描绘，表现了它们不同的性情：活泼的、沉静的、爱喧闹的、胆怯乖僻的。在技巧语汇表现上，韩滉选择了粗壮有力，具有块面感的线条去表现牛的强健、有力、沉稳而行动迟缓。其线条排比装饰却又不落俗套，而是笔力千钧。比起曹霸、韩干画马、周昉、张萱画仕女，似乎在线条独立性展现方面有更多地追求。由于其线条茁壮如此故尔五牛姿态虽有平、奇之不同，但在审美趣味上是同样的厚重与生拙。
《孙子兵法》竹简
（文献书简）
《孙子兵法》的作者名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春秋末期军事家，大约与孔子同时。曾以《兵法》十三篇呈献吴王阖闾。吴王选派宫内美女一百八十名，拿戟列队，听从孙武操演。鼓击令下，宫妇不听指挥，孙武三令五申，还是没有效果。孙武三令五申，还是没有效果。孙武以军纪处斩两名队长（吴王心爱之人），女兵才服从号令，认真操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孙武“演阵杀嫔”的故事。吴王阖闾深知孙武确实能用兵，便委以重任，率吴军大破楚军，扬威齐晋。
孙武着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史记》有传。《汉书·艺术志》载录《吴孙子》即是。因该书载录《孙子兵法》八十二卷，图九卷，曾引起后人怀疑，说现在流传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汉末人的着作。《古仿伪书考》上就有此说：唐代杜牧注批孙子序上也说孙武的书原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后来清四库提要称杜牧之说不足为信，现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至少一简，多则十几简，更证实唐代杜牧之说失实。
真珠舍利宝幢（工艺品）
宋代的文物，是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的一个存放舍利的容器。
真珠舍利宝幢，宋代文物，高122.6厘米。1978年在瑞光寺塔第三层天宫中发现，存放在两重木函之中。黑色外木函正面有两排白漆楷书“瑞光院第三层塔内真珠舍利宝幢”.现收藏于苏州博物馆。
宝幢的主体用楠木构成，分须弥座、佛宫、刹三个部分。须弥座呈八角形，上有一条满身缀珠如银鳞的九头龙。佛宫在须弥山的顶端，宫外有八大护法天神。宫中为碧地金书八角经幢，分别以真、草、隶、篆书阴刻填金七佛之名及梵语“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意即“大智慧可达彼岸乐土”.
经幢中间，是一只用来供奉舍利子的浅清色葫芦形瓷瓶和两张雕版印《大隋求陀罗尼咒经》安置其中。幢顶置有金银雕缠枝纹佛龛，一尊通体描金的木雕佛祖像趺坐其间。殿顶又设漆龛，内盛金质宝瓶。其上罩八角形金银丝串珠华盖，分别有鎏金银丝编小龙八条为脊。
华盖上部为刹。刹顶是一颗大水晶球，球两侧用银丝缠绕，亮光闪闪，意示“佛光普照”.
在制作宝幢时，制作者选用了佛教所说的世间“七宝”,即水晶、玛瑙、琥珀、珍珠、檀香木、金和银等材料。整个宝幢上用于装饰的大小相等的珍珠就达四万多颗。
定窑孩儿枕（陶瓷）
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隆重推出，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定窑孩儿枕评为九大镇国之宝。
这是一个枕头，但它的形象却是一个素面光洁的孩儿，孩儿的背用作枕面。孩儿伏卧在床榻上，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似乎在床上撒娇蹬腿。孩儿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着团花纹。床榻边压印花纹。枕身釉为牙黄色，底为素胎，有两个孔。这件孩儿枕塑制精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
人们喜欢用玉枕、瓷枕来爽身怡神、明目益睛。瓷枕始创于隋代，盛行于唐、宋、元各代。
渎山大玉海（玉器）
渎山大玉海是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1265年）下令制作的，由大都皇家玉作完成。其制作意图是为了反映元代国势的强盛。它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特大型玉雕。其雕琢装饰继承和发展了宋金以来的起凸手法，随形施艺；俏色处，也颇具匠心。渎山大玉海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代表了元代玉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也预示了明清时代又一个玉作高峰的到来。
整块大玉雕刻而成的渎山大玉海颜色青绿，石质柔和细腻，图案精美，形神兼备，玉渎内外有十几种动物图案，用龙、螭象征蒙古汗，下面有羊、鲤鱼、犀、螺、蟾、蚌、鳌鱼、马、兔、豚、鼠头鱼等。
于至元二年（1265）完工，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置元大都（今北京市）太液（今北海）中的琼华岛（今白塔）广寒殿（殿毁于明代后期），明末移至紫禁城西华门外真武庙（明名御用监，后改名石钵寺），至清乾隆十年（1745）弘历命以千金易得，于4年后迁于今北京北海公园团城上的承光殿前，再配以汉白玉雕花石座作衬托，他又命40名翰林学士各赋诗一首，刻于亭柱之上。并建亭保护至今。渎山大玉海，在清代先后于乾隆十一、十三、十四、十八年4次对其加工剔刻，纹饰细部略有改动。
太阳神鸟金饰（金银器）
商周时期的金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鸟头、爪较大，颈、腿长且粗，身体较小，翅膀短小，啄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形，然后经过反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箔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