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钱泰出任驻北非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11月，任驻法国临时政府大使。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任中国驻法大使。其间，发生了法国侵犯中国西沙群岛主权的严重事件。对此，钱泰与法国进行了严正交涉。
出席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
钱泰(1886～1962年)，字阶平，浙江嘉善人。父亲钱铭伯，清光绪年间优贡生，官至湖北襄阳道道台；其叔钱能训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14年，钱泰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职于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司法界、外交界。自1933年任驻西班牙公使起，长期担任国民政府驻外使节，终其一生贡献给了民国外交事业。
1919年，钱泰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负责起草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涉外文件。钱泰之所以能担此重任，与他此前在国内的主要工作密切相关。1914年至1919年间，钱泰曾先后任北京政府司法部秘书、参事等职务，负责草拟中国新法律制度及司法条例，参与北京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正因为如此，钱泰不仅参加了巴黎和会，而且自1921年起担任外交部第一任条约司司长长达八年之久。华盛顿会议举行之际，徐世昌总统令外交部长颜惠庆负责华盛顿会议筹备事项，钱泰被委派为筹备处筹备委员之一，负责筹备订立新约、废除旧约等事宜，并出席了华盛顿会议。
虽然无论是在巴黎和会上，还是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想要废除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争回权益的愿望未能很好实现，但钱泰参与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并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做的努力不应被遗忘。
出任驻西班牙公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奉行“国联”路线，倚重国联制裁日本。顾维钧等中国驻国联代表做了大量外交努力，争取国联成员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小国在日内瓦都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为了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改变中国驻这些小国的使馆长期没人主持的不利局面，顾维钧于1933年1月向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干推荐钱泰、胡世泽、金问泗出任驻这几个欧洲国家的使节。顾维钧在电报中高度评价钱泰等三人，称赞他们有经验、勤奋且熟悉中国的重要外交问题，建议钱泰兼任驻西班牙和驻葡萄牙公使，金问泗兼任驻比利时和荷兰公使，中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处长胡世泽兼任驻瑞士公使。1933年5月，钱泰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公使，自此开始驻外使节的职业生涯，并为加强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争取西班牙在国际社会中同情和支持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事业竭尽全力。
1936年，中国和比利时根据协议把使节升格，互换大使。国民政府遂于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后将钱泰升任驻比利时大使。
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和国联会议
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钱泰与顾维钧、郭泰祺一起被任命为出席该会议的中国代表。会前，钱泰等人积极活动，探询各国政府对会议的态度。然而，西方国家虽同情中国，却不支持中国制裁日本侵略的要求。美国代表戴维斯直率地对钱泰说，“国联盟约有制裁办法，尚且不能执行，九国公约无制裁办法，中国岂可奢望?”面对列强并不积极的反应，钱泰和顾维钧特意与苏联代表就会议议程和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向苏方代表介绍了中国对会议的态度及中国代表拟在闭幕宣言草案中就具体行动提出修正案，并讨论了中国提出的援华圆桌会议的建议等问题。中国代表对苏联代表所做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只有苏联坚决主张成立集体安全制度，制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
1938年9月，国联召开第十九届全体会议和理事会议，钱泰与顾维钧、郭泰祺一道参加会议。会议期间，钱泰等人就敦促国联制裁日本、派视察团到中国了解日本轰炸平民及施放毒气之事做了大量交涉和努力，但囿于当时国际社会绥靖日本的氛围浓厚，国联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仅表示会员国有权单独采取盟约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措施，对中国提出的派视察团赴华调查关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的问题表示了拒绝。1939年12月，钱泰又出席了国联第二十届全体大会。会议召开前一个月，钱泰就从布鲁塞尔赶到日内瓦与顾维钧等就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在国联会议上的对策进行讨论。钱泰认为英、法、苏都正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的局势上，无暇他顾，因此在以后的半年中，国际局势将恶化而不利于中国，惟有美国有能力对日本施压，对中国援手。经过反复讨论，钱泰、顾维钧等人就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外交重点向国内发回电文指出，在欧战爆发的情况下，英、法、苏三国均牵绊于欧洲事务，中国外交的重点应是美国。这一看法与此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外交上对美国的日益重视完全一致。欧战爆发后，中国外交完全以美国为重心了。
维护中国对西沙的主权
1947年1月18日，法舰“东京”号窜入西沙群岛并在珊瑚岛登陆，擅自架设无线电台，并“抗议”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派遣海军收复西沙群岛。中国外交部向法方提出严正抗议，并指令驻法大使钱泰向法方交涉，要求其撤军。当日，钱泰发表声明，郑重宣告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次日，中国驻法使馆又发布公告，重申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即属于中国主权所有，指出，1932年～1938年，中法两国外交部曾为西沙群岛之地位交换过无数照会，中国政府在所有照会中，均坚持中国对西沙群岛有绝对主权，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法国以安南国君之名义，在该群岛上造成事实上的占领。随后，王世杰、白崇禧等政府要员也先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不仅有历史、地理上的依据，且有条约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侵犯活动受到遏制。1947年3月上旬，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成立西沙群岛测量队，测量西沙群岛一带水道，捍卫了中国对西沙的主权。
对驻法使馆人员起义“留情”
1949年4月，解放军准备渡江战役之际，国民党驻法使馆馆员中以上校武官王观洲和新闻处处长汪公纪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解放军过不了长江，国共可以划江而治。而以公使凌其翰等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认为，解放军必将渡过长江。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因经费拮据决定裁撒使馆武官处和新闻处，王观洲等人便迁怒于凌其翰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告发凌其翰等密谋背叛“党国”，并在回国途经香港时，在一些报纸上撰文揭发凌其翰等“背叛党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电令驻法大使钱泰彻查。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形势下，钱泰私下将外交部密电给凌其翰等看，并复电加以掩饰。后来驻法大使馆凌其翰等人秘密准备于10月10日发动起义，馆员钱能欣等对驻法大使钱泰进行工作，希望他能在驻法大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馆人员举行的起义活动中带头，但没有成功。钱泰说：“苏联成立不久，我在莫斯科亲眼看到沙俄时期的旧官员被迫上街扫地做苦工，我这样的年纪受不了这种生活。你们还年轻，可以回去。”尽管钱泰未能参加起义，但他对使馆起义人员的活动还是采取了默认态度，并未予以揭发和打击。使馆起义时，因车祸重伤住院的钱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辞职请求获准。
在毕生服务于外交事业之余，钱泰还对中国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进行研究，著有《中国不平等条约之缘起及其废除之经过》。1950年，钱泰定居美国，后迁居维也纳。1962年逝世，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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