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曾因兵败走投无路,两次投水、多次以剑自刎未遂,还给儿子写绝命信,叮嘱子孙后代永不再带兵征战——而正是这样一个人,最终成为驾驭千军万马的最高统帅,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传奇。 
　　曾国藩这段历史相信不少人耳熟能详,也经常有后人好奇:一介书生凭什么立下千古武功?追根究底,不外乎7个字——得人才者得天下。 
　　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20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400多人,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无不受曾举荐,“国之重臣,悉出曾门矣”! 
　　善于奇谋战策的左宗棠,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然而对于识人用人的同乡曾国藩心悦诚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即使是老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闻名,却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而作为曾之正宗传人的李鸿章,则不止一次向别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而且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半个世纪后的蒋介石,对曾国藩相人的功夫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到底有何非凡之处,而令这些历史顶尖人物折服呢?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知人善任,“集众人之长,补一已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他“以荐举人为己任,疆吏阔帅,几遍海内”,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让全国各地一流人才对这位伯乐仰慕倍至,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入曾国藩的幕府。 
　　相人有法。据说曾国藩精通麻衣相法,而事实上,是他一生在考察人才方面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国藩把具体考察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相貌、言语、举止、行为……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此外,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俱佳的人才。当年,年轻气盛的李鸿章就在曾国藩的考验下碰过好几次钉子。 
　　在选人时,曾国藩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曾国藩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因此,他不拘一格降人才,“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长此以往,使得他帐下军事型的、谋划型的、经济型、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其势如日中天,登峰造极。 
　　对于可造之才,曾国藩在培养上所花的功夫可谓不遗余力。“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这是曾国藩的培养人才观。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 
　　曾国藩深谙人的心理,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 
　　他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相应措施来激发其积极性——“武人给钱,文人给名”,即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以名位来换幕僚之智,皆大欢喜,军心一统。通过不停的举荐,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人人皆有顶戴”,“以满足他们的好名之心”。 
　　最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为之铺路搭桥。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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