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决定宣传刘胡兰的人是谁”为何成为谜案？
摘自《党史文汇》2010年第2期 作者：邢书良

    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对立双方相互残酷搏杀，常有逾于人情的惨剧产生。受不同的阶级利益和不同的信仰驱使，不同阶级都会涌现出一批批硬骨头，他们宁折不弯，甘愿为自己的信仰和本阶级的利益而作出牺牲。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共戴天，你死我活，都有自己铁骨铮铮的战士。山西作为双方最先重新交手的区域，绝不屈服、死不低头者大有人在。共产党方面，15岁的刘胡兰和16岁的尹灵芝，在同一年里(即1947年)走向铡刀。几个同志已经横尸身边，她们仍是毫不畏惧，慷慨赴死。国民党方面，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堂妹、山西省国大代表阎慧卿，眼看太原城破在即，仰药自尽，此前嘱咐身边人员焚烧自己尸体，“尸首不与共匪相见”。
    这中间，被毛泽东主席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事迹传遍中华大地。但由哪些人最早决定宣传刘胡兰事迹？长期以来的文章都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近日看到一本《文水解放纪事》，有些事情才算明白。原来不是事实不清楚，而是记述者有难言之隐。
    刘胡兰是云周西村人，云周西村当时属文水县第五区，杜杰是五区区委委员和二、五、六区武工队负责人。他回忆：“胡兰同志就义的噩耗，我是在她就义的那天下午得知的。那天下午，我们武工队正在二区一带活动。云周西村一个民兵跑来告我，说胡兰子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就义时表现得十分刚烈……回到神堂村(注：中共文水县委驻地)，我立即向当时文水县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说：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宣传。”文水县五区区委书记王瑞在刘胡兰就义后“曾经编写了一篇小教材，教育党员向刘胡兰学习。”但从现有资料看，杜杰是最先将噩耗报告到文水县委，而文水县委书记最先主张褒扬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令人奇怪的是，杜杰没有写出文水县委书记的名字。
    编成于2008年的《文水解放纪事》收录了当时的中共文水县委组织部长郭维屏的回忆，终于写明了这个书记的名讳：孙景浩。郭维屏回忆：刘胡兰1月12日牺牲，2月2日我军就重新攻克文水县城。一天，县委书记孙景浩说：“延安各界慰问团张仲实、吴满有等同志，昨天听了我关于刘胡兰同志生前和牺牲情况的汇报，明天要我们作详细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汇报后，晚上，孙景浩向县委副书记石玉、宣传部长刘光和组织部长郭维屏传达慰问团的意见，其中一项是文水县要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先修烈士陵园，并在陵园门口琢磨一副楹联，文字不要长，要把刘胡兰的个性、特点表示出来。大家沉默思索了很长时间，谁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词语来。这时孙景浩说：我有个不成熟的意见，大家推敲推敲，即：乃中华优秀儿女，为中共候补党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斟酌了一会儿，都认为概括得可以，对仗也工整，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
    孙景浩又名梅村，他的这个楹联，真可以说是歌颂刘胡兰的第一联。在宣扬刘胡兰精神中出过大力的孙景浩，本来应该日后大扬其名，可惜，他却成为被长期隐晦的人物。他的作为，长期以“县委”“党组织”名义出现，像杜杰那样写清楚“县委书记”几个字，已经是破格的了。因为，刘胡兰献身七个月后，孙景浩叛变了！
    《文水解放纪事》第62页记载：孙景浩得了伤寒，在东石侯村村长家养病。因一时疏忽，夜里未关上大门。乡警巡查，看见村长家大门开着，屋里又亮着灯，十分可疑，便进去抓捕了孙景浩。这情节和《水浒传》里赤发鬼刘唐在灵官庙赤条条大睡而不关殿门颇为相像。但刘唐由晁盖及时相救，孙景浩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先被押到乡公所，后转交文水县阎军特警组，再押送太原。在乡公所时，他用秤锤猛击头部试图自杀，但未果。到太原后，“头部化脓发臭，闹痢疾又常把屎尿拉在裤子里，他痛苦不堪，有些难友又欺侮他，逐渐消磨了他的志气，在自认为绝望的情况下，他完全彻底地出卖了组织，成为叛徒，并充任阎军敌工部情报组组长。”
    这就难怪，长期以来在公开材料中难觅这位最早主张宣传刘胡兰精神的县委书记的踪影了。但这里所说孙景浩担任的阎军职务，可能尚欠准确，这个“敌工部”归属阎军什么部门？也不清楚。按说特警组上送犯人，应该是送入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但我查了那里名单中的孙姓和梅姓，似乎没他。有人说，解放后他在太原西峪煤矿劳动改造，对政策理解深，常常到别的班组给犯人宣讲。另外，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临汾县委书记也叫梅村，后来也背叛了共产党，不知与他是否同一人。
    孙景浩所提到的延安各界慰问团，据慰问团副团长、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副科长的张仲实回忆，这个慰问团是1947年1月中旬成立，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部队的。慰问团由延安各界19个代表人员组成，即陕甘宁边区工会的崔田夫，农民、劳动英雄吴满有，延安商会的张喜林，陕甘宁边区妇联的白凌云，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孙君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黄静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霍仲年，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的孟浩，新华社的缪海棱，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张仲实，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9人。崔田夫为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为副团长。慰问团了解到刘胡兰等七人的事迹后，曾经准备前往云周西村慰问，晋绥独立第五旅旅长独臂将军贺炳炎担心那里刚刚解放，极不安全，特派一个排将慰问品——西北农民银行币一千万元、白洋布两匹及其他各种用品送去。
    郭维屏回忆中，孙景浩说是慰问团的张仲实、吴满有听了他的汇报。而按张仲实的回忆，他是向中共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刘胡兰详情，“并派人到参加拆除文水县城墙的云周西村的农民中间做了调查”。在详细汇报之前，孙景浩汇报过没有？是不是解学恭带着孙景浩一起介绍情况的？这已经闹不清楚了。时过境迁，人们在回忆往事时，常常仅仅记得最突出的东西而忘记一般的东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删除一些不愉快的事物，添加一些自己觉得应该有而当时实际上没有的事物，这是自然天性；更不要说有时还要刻意回避某些东西了。总之，这件事现在的一般表述为：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了解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后，甚为感动，感到应将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当时他就表示：“返回延安以后，一定将刘胡兰的事迹向党中央反映，并请毛主席题词。”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返回时，陕北情况已经十分紧急，国民党军已经开始进攻并于3月19日占领延安。张仲实回到单位，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任弼时迅即向转战陕北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于3月26日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慰问团19个人，现在人们常常提起的就是张仲实，缘由自然是他在推崇刘胡兰事迹中起了重大作用。那为什么郭维屏记忆里孙景浩还说了吴满有？无独有偶，当时共产党文水县二区区长陈德照回忆中也有“中央慰问团来到文水进行慰问，有全国劳动模范武(吴)满有、副团长张仲实”的表述。吴满有在宣扬刘胡兰事迹上，是否有突出表现？除了郭维屏回忆中孙景浩的说法这一孤证，现在没有这样的证据。
    但在19个人中，吴满有是当时风头最劲的人物，名扬四海。他发奋生产的事迹，符合了物资极端匮乏，渴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共产党人的迫切要求。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可见吴满有的作用之重要。当时延安，人人有生产任务，吴满有就公开声明，毛泽东的劳动任务由他帮助完成。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让他拜农民为师，了解中国国情，这位老师就是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据说，“人民政府”这个词，也是最早出自吴满有之口。有谢觉哉1944年2月29日日记为证：“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有人查了当时报纸，吴满有的原话是“人民的政府”。但含义没有差别。著名诗人艾青还为他写过长诗《吴满有》，其中“皱纹间也充满阳光”一句传诵一时。
    这个吴满有，后来强烈要求参军打仗，王震任命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结果在1948年5月被俘。他是西府战役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的干部，于是国民党方面如获至宝，献俘京城。据说吴满有受到优待，住好房子吃小灶，逛大公园看电影，穿呢子将校服，并三次发表反共广播讲话。也有人说，吴满有骂共产党的话是国民党炮制、伪造的，他只录制了第一句“我是吴满有”，后面是一个陕北口音的人配的音。南京解放后，吴满有返回家乡，被开除党籍。
    历史就是这样地时时在大浪淘沙。这种淘洗拣选，标准并不是颗粒的大小，而是颗粒的比重。因为比重大，刘胡兰、尹灵芝这些普通分子可以尽显黄金成色；因为比重小，县委书记也可能暴露沙石本相。不过，当时双方的斗争实在太残酷了，阎锡山政权在文水搞“三自传训”，仅一个月，被乱棍打死者，农村地区就有200余人，城内青壮年和教师就有120多个。文水县共产党的县区级干部就有60多人被杀。风声鹤唳之下，有68个共产党员向敌人自白；第三区9个农村支部书记，有的自白，有的外逃，有的撂挑子，隐蔽下来的仅存2人。国民党大肆进攻，共产党丢城失地，连首府延安都沦陷敌手，怎能挡住有些人抛弃信仰改换门庭呢？这就是历史，真实而残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