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我叫高子华。日本人打到武汉，我们全家再逃难去了香港。1939年，我们又辗转来到上海法租界，在上海交通模范中学完成三年高中学业。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租界，我们又计划跑到西安。总之，是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谁也不愿当亡国奴嘛。”

从上海逃难到大后方，一般走浙江金华或河南商丘。“我们从商丘走。母亲在上海认识的许多亲朋好友也同我们一同往西安走。走到商丘附近有一股军队，是伪军师长侯福云的部队，他在我父亲部队当过团长。到后方去，必然要经过安徽界首，那里是“三不管”的地面，十分混乱。我们快走到界首时就很害怕了。侯福云说，别害怕，那个地方归我管。他还派了个伪团长护送。”


因为一大帮子人随行，很扎眼，走到界首就过不去了，日本人知道了。“日本军官要找我母亲谈话，母亲和同行的团长都很害怕。我当时19岁，母亲让我去和日本人谈。日本人还算客气地说：‘听说你们要到西安去，前面土匪多，你们东西多、女眷多，很危险，不要去了，上北平去吧。’我只好答应，他的话其实就是命令。”随行的人分道扬镳，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北平，也有人去了西安。

1942年夏，韩子华来到北平，因为英语基础尚可，他本想报考燕京大学，但是燕京大学和北大、清华等校内迁云南，北平只有伪师大、伪北大，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没走，还有中国大学没有走。“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抗日期间，何其巩在北平中国大学校董会工作，并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北平沦陷期间，何其巩办教育，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合称为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被何其巩聘到中国大学任教）原是西北军的秘书长，他和我父亲是把兄弟，我就在中国大学上学了。”

韩子华入中国大学不久，1942年5月结婚。新娘是他父亲麾下一位师长谷良民的女儿，“父亲和他是把兄弟，我和谷家同岁的女儿谷一之从小就包办了婚姻，是指腹为婚。”

“我们逃往香港时，谷家去了重庆。”1942年，谷一之刚上高中没多久，谷良民认为韩家虽然出事了，但我得把女儿送过去，做人要讲信义，“特意派人把谷一之从重庆送到北平，还带着钱来的。她家有钱，我家穷。虽然老蒋给了10万块的抚恤金。吃闲饭的人很多，在香港时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因此，谷一之很难得。”

在中国大学就读两年，韩子华自觉“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于是与表弟一起去了重庆。“我和表弟徒步从河南走到湖北襄樊，再从襄樊到宜昌，到了宜昌坐船到重庆。在半路上，日本投降了！我千辛万苦地到了重庆，只好去找重庆的教育部沦陷区学生安置委员会。以前这里是管沦陷区学生吃喝和安排上学的。但是我们去却碰了壁。人家说，日本都已经投降了，哪还有沦陷区，还来重庆上什么学呢？你们还是回到北平去吧。我回北平没路费，就去找冯玉祥。”

冯玉祥住在歌乐山。“冯玉祥招待了我一顿饭，还让我去见了鹿钟麟。我将上学未成的事情告诉了冯先生。”

冯玉祥慢条斯理地说：“我给你帮个忙。我别的权力没有，荐你上学还是可以的。”他对秘书说：“写封信给教育部，把他的事情给办了。”

韩子华被分到了武汉大学，“当时武大在四川乐山，我又跑到乐山去了，在武汉大学又上了两年。1947年，武汉大学从乐山搬回武昌，我正好毕业，直接回了北平。当时形势很紧张，国共双方打得如火如荼，路上不好走，走了两三个月，都快年底了才到北平。”

“1948年，解放军围城。母亲开始考虑是否要去台湾或者去美国。当时我大哥已经住在了精神病院，我拿主意说，我们还是留下来吧。”

韩子华对母亲说：“父亲是蒋介石杀死的，我们再跟着蒋介石干嘛呢？有人去台湾是为了转道去美国。人家有钱，咱们去得了美国吗？”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