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触到胡乔木之前，早已知道他是毛泽东的秘书。谁知一见他面，倒觉得很平常，文弱书生模样。

　　胡乔木温文尔雅，性情平和，说话细声细气，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听他讲话，只要能一字一句记下来，就会惊奇地发现，那是一篇如同已经经过字斟句酌的文章。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热火朝天，但是中兴波澜，不久便被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胡乔木又一次陷入政治危机。

　　有一次，我在中南海与正在散步的胡乔木不期而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他这样亲近地说话。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上海人。他噢了一声，随即不无调侃地说：在上海，上海人可是看不起苏北人的呀，苏北人大多是在那里做最底层的工作的。可是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些被看不起的人在工作，恐怕就很难维持了，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我说，不少地方可能都有一种盲目的地域偏见，从而会有意无意地排斥外地人。然后不知话题是如何转变的，他说他重新做工作以来，就有一种特别兴奋的劲头，觉得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所以就像拼命三郎似地踢打。他对当时的前景并不太乐观，说他前一阵子的劲头也许是回光返照吧。

　　“四人帮”倒台后，大家都欣喜若狂。胡乔木和邓力群等带领政研室全体人员到天安门前游行庆祝，欢天喜地地走了一圈。胡乔木一下子年轻了，不苟言笑的他脸绽笑容，跟着大家一起高喊口号。

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

　　１９７７年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部级单位，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三位领导——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乔木任院长和党组书记，邓力群协助他，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于光远也是副院长。于光远是胡乔木向中央推荐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陷入困境的时候，邓力群和于光远是最保护胡乔木的。当时邓力群大包大揽，把自己做过的一切责任都担当起来，不推到胡乔木身上。于光远是另有高招，说东道西，讲得很热闹，但造反派听了却是一本糊涂账，抓不到胡乔木的半点把柄。所以这三个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大家都一片叫好。１９７７年１１月，中央正式发出任命通知。

　　当时朱佳木随胡乔木、我随邓力群一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组建院一级领导人员的工作中，邓力群曾向胡乔木推荐周扬。邓力群认为，毛泽东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现在周扬还没有工作。周扬调入后，也很快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

做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成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殿堂，使之成为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

　　这个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忙碌。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副秘书长。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胡乔木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责任更重了。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断为中央起草着各种文件，并兼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支队伍左冲右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起到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的作用，就只能通过它的科研成果。在胡乔木的精心领导下，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有了相当声势，全院工作人员已达３７６０多人，党员占到一半，有１８８０多人。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８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胡乔木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要为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服务，为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服务。这个报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胡乔木说，政治是政治，学术是学术，政治也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我以前说过，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的论坛，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可见，胡乔木在解放思想方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面，常常是站在前列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是在胡乔木坚持下创办起来的，成果喜人。从这个研究生院毕业的学生，不少已经是科研战线以及其他战线上的骨干和领导了，他们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新一代中坚力量。胡乔木对研究生院给予了特殊关切，做了不少细致工作，感人的事情更是不胜枚举。研究生院创办初期，吸引了全国的不少有志学子。有一位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的残疾青年，在考入研究生院以前在上海市烫金材料厂工作，曾在１９７７年被评为市轻工业局的先进工作者。他是因幼年时患小儿麻痹症造成下肢残疾的。他在考入研究生院前，胡乔木曾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调查，看有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然后决定是否录取。哲学所为此曾派专人到上海进行审核。１９８１年９月，他研究生毕业出来，分配到上海的一个科研单位，人事处竟因他有残疾而拒绝接收。他拄着拐杖到处求告，奔波了９个月也未能解决。胡乔木得到反映，即于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９日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写信，要求过问一下，尽可能给予这样的不幸者以人道的援助。他说，他既能自理生活，为何不能让他研究西方哲学史呢？“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同志间的友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