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青年教师认为老教师“政治上落后，业务不行”，不屑理睬，常常笼统轻率地批判他们的学术观点，甚至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因而老教师感觉压力甚大，不少人有前途没落之感，认为“自古以来未见教师地位像今天这么低”。有些人发牢骚，闹脾气，说不愿干。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6日第B22版，作者：陈徒手，原题：《北京高校五十年代对教授入党的态度(上)》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高校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执政党有一个尊崇、追求而又步履艰难的政治化过程，其间弥漫着思想斗争的激烈挣扎和徘徊不止的不确定性。高级知识分子在这十年间陷于从未有过的被动和跌宕之中。

50年代初高校党组织对教授入党的态度

老教授在学校工作中遭鄙视和嘲讽，青年教师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

在这十年间，新政权及学校当局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应对政策是“改造教育、团结利用”，但在具体时间阶段上又是变化难测，随机而变，具有极强的收缩、纠错能力。

从源头上说，1950年后中共高校党组织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是有意回避，低调应付。

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和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中，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整顿规范的重点目标群。五十年代前三四年，教授们大都灰头土脸，生存有一种异样感，想合群但不被容纳，入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式的奢望了。1950年确实有十几位左派教授提出入党，但大都望而无果，只能作为其个人政治履历的淡淡一笔，称之为“1950年申请入党”。

翻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内部党刊，一涉及到学校工作，对教授们的批判随处可见，教授的卑微和胆怯此刻被历史性地放大。1953年8月14日，市高校党委在总结1953年上半年工作时曾用“心虚胆怯，束手束脚”来形容挨批后的老教授处境，而党团员则“轻视鄙弃”那些“思想落后、不学无术”的老教师，老教授们普遍感到“没有前进感”。1954年3月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在一份总结中用了较多的笔墨谈及这种“不正常”“不团结”的现象：

青年教师认为老教师“政治上落后，业务不行”，不屑理睬，常常笼统轻率地批判他们的学术观点，甚至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因而老教师感觉压力甚大，不少人有前途没落之感，认为“自古以来未见教师地位像今天这么低”。有些人发牢骚，闹脾气，说不愿干。（见《一九五四年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一向地位受宠的老教授们在短短几年间身价大变，在诸多方面都落入“情何以堪”的境地，全面陷于守势，而且一时看不到出路。北大一些学生干部后来到西南参加土改工作团，仍然带有在校时的霸气和优越感，最爱炫耀的是“我们如何在北大整倒一大批教授的威风”，颇令当地农村干部吃惊和反感。

 

五十年代初期整个教育口对教授入党之所以持不屑的态度，这与当年原有的教授党员的不良状况有直接关系。在1949年前后北京高校共有十位教授党员，几年间先后有1948年秘密入党的清华李广田、燕京于世胄等调离原校，而北大化学系袁翰青因历史不清竟被开除党籍，北大经济系樊弘被认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清华的杨曾芝也被视为觉悟较差。资格最老的是早年参加八路军宣传工作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教授冯法祀，但他独立特行，长期不为领导喜欢，曾作为他上级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甚至公开在会上批评他：“对当前政治任务不管，党的话不听。”冯法祀1957年划为右派，再一次成为十位党员教授之中的反面标本。

早期教授党员的境遇，促使高校基层党组织对发展教授入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1953年高校党委会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建党工作总结》承认：“教授年纪大，觉悟低，受旧影响深，有些人历史复杂，建党是很困难的，不应作为学校建党工作的重点。”由此提出对教授入党要严加控制，不宜按百分比规定发展任务。

从1952年5月到1953年1月，整整九个月间全市高校共接收新党员一千余人，其中学生就有911人，讲师助教42人，而教授才仅仅发展了一人。

规模宏大的高校政治学习

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老教授的思想变化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对于教授们来说，1952、1953年先后展开的“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是一个脱胎换骨、不堪回首的惨淡过程。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往多数老教师对于马列主义采取冷淡、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不愿学习，现在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且视为当务之急，对党的信赖大为提高。

1953年3月30日市高校党委硬性规定，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四个月，然后要在四年内组织教师依次学习《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门课程，每门暂定一年，每周集体学习两次，每次三小时，另外又强调每人需自学文件十五个小时。

市高校党委此刻操作的最大手笔是，组织全市高校教师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竟能让全市六千多名教师周六下午集体听大课，光中共资深理论家艾思奇一人就连续做了四次报告，其场面之壮观让阅历丰富的老教授们叹为观止。听完大课后，再由各校分头讨论。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的老教授的言行往往是被关注的重点，他们点滴的思想变化都被记录在册，这很容易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各校教授们的言行动态即时地收录，并加以注意和分析，这是五六十年代各高校党委投入最多、用力最勤的常态性工作内容，又带有内部、参考式的隐蔽性质。如果后人有时间认真去梳理这些浩荡的卷宗，足可寻摸出不少有名或无名的知识分子十几年间的思想纠结之痕迹。这些动态简报约有四分之一是正面的内容，四分之三的内容是负面的、争议的或是需引起上级部门关注的动向，如批评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急于求成的做法：“学了《矛盾论》，一些教授马上要把《矛盾论》的原理去套自然现象，去联系函数与变数的关系，如果不能解释便感到不满意。”

这种规模宏大、强力灌输的政治学习活动，必然触及了高级知识分子渐变麻木、惶恐的思想深处，趋安避祸，形成了身不由己的漩涡气场，对主流思想的认可和吸纳变为一大部分进步教授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求。

大门向教授倾斜开放

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党团员教员人数既少，业务能力又差，连基础较好的清华大学电机系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没有人教。

1953年至1955年间，北京高校遵照中央的指示，先后几次有意把工作重点向教学改革转移，提倡党团员要树立起学习苏联、保证教学的新鲜空气。在不时刮政治风暴的同时，这个转移过程拖延得缓慢和不得力。许多党员干部在多年从事政治运动的惯性下，如何跟上这个工作转变竟然“摸不着边”。

1953年3月，市高校党委在为市委起草的致中央、华北局的“高校工作总结报告”中承认：“由于党的工作方法尚未转变过来，政治社会活动仍然过多，学生总想‘当家作主’，各校是或多或少地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忙乱现象很严重，不少教师情绪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