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咸’。”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谈——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便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前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象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象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象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

      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刮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象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刮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责任编辑：鑫报)